《明史知理》
（五）
下车泣罪，责人不如责己。
夏朝开国君主大禹巡视各诸侯国，了解民情。途中，他看到一名戴刑具的罪犯正被官员押往官府受审，顿生怜悯之情，便下车询问其犯罪缘由。听完官员讲述案情后，他悲从中来，潸然落泪。
左右随从问道：“此人违背天理人情、触犯大王制定的法律，其行径有违君道，依法处置理所应当，君王为何为他哀伤？”大禹说：“尧舜在位时，用道德感化民众，天下人皆以道德为行为准则，遵守礼制、安守本分，不触犯法律。如今我身为君王，却不能以德感化民众，致使百姓随心所欲、行事悖理而犯罪。犯罪之人虽是百姓，实则是我德行不足所致，所以我自责痛心。我并非怜悯犯罪之人，而是痛心自己德行不如尧舜。”
大禹不把罪人看作可恶之人，反而反省因自身不道德的言行致使社会风气变差，使人犯罪，从而自责。他认为只有自我反省、修养德行、遵守律法，人人遵法守法，才能减少天下犯罪之人。天下无需刑法，才是最大的刑法；有律法却无需动用，才是天下大治。天下人若都能像尧舜时期那样自我约束、修养自身，守礼安分、不触犯刑法，才是最大的德行。 后世诸多帝王，却鲜有大禹这般的觉悟。在诸多朝代的更迭中，不少君主只知用严刑峻法威慑民众，却忽略了自身德行的修养。
明朝时期，虽律法严明，但也有一些君主在面对犯罪之事时，未能像大禹那样从自身找原因。有的皇帝好大喜功，为满足一己私欲，不断增加赋税，使百姓生活困苦，无奈之下只能走上犯罪的道路。
然而，也有一些贤明之士，从大禹“下车泣罪”的故事中汲取智慧。他们深知，为官者不能仅靠严厉的刑罚治理地方，更要注重自身品德修养和对百姓的教化。
在一些地方，便有官员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言行影响百姓，如王阳明等。他们积极倡导道德风尚，开办义学，让百姓有机会接受教育，明白礼义廉耻。通过这种方式，当地的犯罪率逐渐降低，社会风气也日益好转。
正如大禹所期望的，当天下人都能自我约束、自我修养、自我反省，守礼安分时，律法便不再是惩罚犯罪的工具，而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准则。而这，也正是《明史知理》所传达的深意，提醒后人要时刻反思自身，以德行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