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曾问耿飚如果评定军衔你会是什么级别，耿飚幽默回应说自己肯定要排在许世友之前！
1955年9月27日，北京怀仁堂灯光璀璨。授衔礼成，胸前新添两颗金星的许世友昂然步下台阶，列于上将第六位。同一刻，万里之外的斯德哥尔摩，耿飚正端着热茶同北欧将领攀谈，话题绕来绕去，落脚点却都是当年枪林弹雨里的战友。一个披挂戎装，一个西装笔挺，两条岔开的轨迹，背后却是同样的血火履历。
回到1934年11月的湘江，红军几近绝境。蒋介石调集二十几万大军布下合围网，中央纵队要过江，只能靠最前面那把尖刀顶住。耿飚的第四团被点了名。三昼夜鏖战，子弹打完，战士们捡起敌人掉落的步枪，又断刀当棍，硬拖住对岸十五个团的渐次突击。杨成武后来提起那一幕，说“浑身是血的耿飚嗓子都喊哑了”，只一句，却把惨烈写得入骨。

同一时间，千里之外的鄂豫皖苏区，许世友正带人突围。他少年进嵩山，练八年罗汉拳，成了连长后依旧喜欢冲在最前。夜战攻山、白刃肉搏，他的二十斤朴刀总能率先劈开暗夜。当地老乡说：“那黑壮汉子挥刀带风，吼声大过驴叫。”带着这样一股生猛，他一路北上与主力会师。
1935年深秋，陕北高原上风沙呼啸。休整的战场边，许世友抡着拳脚舒筋，动作快得像刮风。耿飚凑过去看了几下，笑着拍了拍手：“好功夫，不过要打仗还是枪快。”许世友也笑：“有手就行。”两人只是短短切磋，心里却认定对方都是自家兄弟——真正的血性，在疆场上见。

延安的日子困苦，却不乏传奇。耿飚为了练兵，带队在山梁狩猎，三天拎回数只猛兽皮，边区警卫营为此加了顿肉；许世友则把少林长棍改成枪刺训练模板，喊声震破窑洞瓦片。有人感叹：“会拳的当官，带出的兵也虎。”在缺粮少弹的岁月里，胆略与体魄成了最可靠的保险。
抗战爆发后，耿飚调赴129师，东征西堵，打神头岭、守大青山，指挥的部队最多时逼近十万人；许世友则领着胶东部队东进，先在平原血拼，后凭海拔寨，孟良崮一役定山东之势。两人偶有通电问候，言辞寥寥，却心知对方都在前线顶风冒雨。

解放战争的枪声渐息，新中国的雏形浮现。1950年春天，耿飚被周总理点名入列“16人外交团”。理由很简单：精通兵战，又懂法文，能冲在谈判桌上。就这样，他换下军装，戴上领带，成了共和国首任驻瑞典大使。国庆招待会上，一位瑞典退役中将听说这位新大使曾经统兵十数万，当场起身敬礼，表达钦佩。旁人揶揄他“不当将军可惜”，耿飚只摆手：“打仗也好，握手也罢，都是为中国争口气。”
五年后，当全军评衔的表册从大海般的档案里层层筛出，许世友凭资历、战功、现职三项“全优”稳居上将行列。授衔表中，来自鄂豫皖、华东一线的代表已寥寥，许的名字更多是一种象征。至于耿飚，名册上空荡荡，原因并不复杂——人已不在兵部。事后有人估算，若他留队，一准儿也会在上将榜靠前位置，但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抉择。

到了1960年代，许世友屡居大军区要职，脾气依旧，拳谱常卷边；耿飚奔波于北欧、南亚、巴尔干，文件夹里夹着旧日作战地图。二人偶尔相逢，谈得也还是兵法。“老耿，拳头可别荒废。”许世友半开玩笑。耿飚回一句：“外交也是对拳，虚实相生。”一句话说完，两人哈哈大笑。
耿飚晚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官方称他为“卓越的军事家、外交家”。此后，他的传记里，湘江刀光与斯德哥尔摩礼仪并列；许世友的墓碑前，则刻着“无愧沙场”。同为武林出身、同历枪火劫波，却以截然不同的结局汇入共和国的长河。人们在回顾那段历史时，常把两位将军相提并论，其实答案早写在他们的选择里——金星或领带，都能闪耀同一种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