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唐生智不同意张治中的工作安排，程潜说服后赞同：颂公的看法确实很有道理
1964年12月中旬，北京初雪甫歇，大会堂的灯光一直亮到深夜。三届全国人大的筹备会议上，中央有关方面正就新一届国家机构组成人选广泛征求意见，其中一张引人注目的名单便是张治中，计划推荐其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消息很快传到湖南。距北京千里之外的长沙，位于湘江边的一座旧公馆里，几位昔日湘军将领被请来商议此事。程潜主持，陈明仁、周世钊先到，坐定未久，唐生智推门而入，帽檐溅着未干的雪水。寒暄三句后，话题直指北京的那张名单。

程潜说明中央态度：希望地方代表团一致拥护。陈明仁表示理解，周世钊笑而不语，唯独唐生智脸色沉了下去。屋内火炉噼啪作响，他却不发一言，末了把茶盏在桌上一放，闷声吐出一句：“这事，难。”
沉默背后是二十六年前的火光。1938年11月12日夜，长沙城头烽火突起。焦土抗战的总方案被提前点燃，大火三昼夜不息，城中商号、祠堂、民宅无一幸免，死伤与损失难以尽数。时任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张治中虽未亲下点火令，但作为最高负责者，被撤职查办；酆悌、徐昆、文重孚三人当众处决。对许多湖南人来说，烧城的锥心之痛从未消散，唐生智自然也难轻易释怀。

可张治中的履历并非只有阴影。1944年，他受命督理新疆，在迪化的督办公署里顶住蒋介石的密令，将数十名被羁押的中共干部秘密转移至安全地带，其中包括毛泽民、刘格平等重要人士。一句“国难当头，同胞相残成什么道理”是他当年给参谋的解释。事实证明，正是那段经历，让他在解放前夕取得了与中共中央接触的关键信誉。
程潜明白唐生智的心结，也明白北京所看重的正是那份“救人之功”。他并未急于辩解，而是先把时钟拨回1949年夏天。彼时，国民党在华中节节败退，长沙城内已呈山雨欲来之势。程潜与昔日部下陈明仁选择通电起义，约定8月4日换旗止战；唐生智仍在衡邵山区徘徊，一面应付白崇禧的催令，一面暗中与地下党接触。起义前夜，他躲在东安一户山农柴垛里，听见巡逻队的军靴踏过枯枝，还得压着呼吸。第二天，他正式宣布起义，湖南得以和平解放，未添一场成建制会战的悲剧。

这段共同的选择，让几位老将既保全了故乡，也保全了自己。建国后，他们先后被任命为省级领导，在重建湖南的战后经济与教育体系时，各显其长。某种意义上，正是“既往不咎”的政策，把昔日战场对垒的军人拉回了同一张桌子。
如今，这张桌子前的问题是：如何评价张治中？唐生智勾起眉梢：“百姓对那把火记得清楚，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程潜让人续茶，慢声答道：“当年火是悲剧，责任在他也在旧政权。但若无他在新疆的那一步，多少同志的命运要改写？咱们自己不也是因宽大政策才能坐在这里？”陈明仁点头附和，他当年长沙易帜，也有赖张治中暗中牵线。周世钊补充一例：1950年代初，少数民族干部进京述职，张治中常陪同翻译，对民族政策颇下功夫，“一个人总要给历史留下正面的一页”。

火炉里的木柴爆出火星，屋里重新热络。唐生智缓缓抿了一口刚沏好的君山银针，目光掠过窗外的江心洲。短暂沉吟后，他放下杯子：“既然大家都看得透，那我也该放下旧事。”话音落下，几双满布老茧的手在半空里轻轻相握，既像军中昔日的作战誓言，也像湘江水面交汇的漩涡，终归平静。
12月21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张治中的名字出现在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当选名单里，湖南代表团全部举手赞成。会后，他将多年积累的西北经验用于民族地区工作；而程潜、唐生智等人，则继续在湘江两岸奔走，为南方农业机械化和洞庭湖治理出谋划策。朝野旧怨未必烟消云散，却在制度化的协商里找到了安放之处。历史从不抹去阴影，但也从不吝啬新的舞台，至少在那个冬天，几位白发将军都再次看见了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