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陈毅在国际舞台险些引发外交风波，周总理当场质问：这个权利是谁赋予你的？
1955年4月的爪哇岛天空闷热，万隆会议闭幕时，各国代表举起写着“团结合作”的标语，谁也没料到十年之后，这面旗帜会在北非海岸边被突如其来的硝烟冲得七零八落。
自那以后，中国一直在寻找再度凝聚亚非国家的机会。1961年起，雅加达、开罗、拉巴特等地的电报线里不时出现“第二次亚非会议”字样。华盛顿与莫斯科对这股暗流保持警惕，北京却把它视作突破封锁的缝隙。
1965年初，邀请函终于送到外交部大楼。印尼总统苏加诺希望在雅加达重演“万隆场景”，但总理周恩来考虑到苏联的复杂立场，指向非洲。于是，陈毅带着“地点改到阿尔及利亚”的口信，于4月10日抵达雅加达。

面对面坐下后，苏加诺沉吟片刻，只说了四个字：“那就试试。”双方一拍即合，阿尔及尔成为会址，日期暂定3月10日。看似简单的一句同意，背后却是印尼向西方示强、中国争取主动、苏联被排除在外的三重盘算。
刚敲定日程，北非突然传来噩耗——奥兰港一艘停靠的埃及货轮剧烈爆炸。船体残骸还在冒烟，法新社就发出了“会议恐泡汤”的快讯。阿尔及利亚政府忙于善后，主动要求把会议顺延到6月。北京接受了调整，但让陈毅尽快赴现场摸底。

5月下旬，陈毅抵阿尔及尔。街口随处可见荷枪实弹的宪兵，墙面被弹孔点成蜂窝。“只是内讧的余波，问题不大。”他在考察完码头后向跟随的工作人员低声说。判断出炉的当晚，多国筹委会成员围住他，追问会议能否如期举办。陈毅抬手压了压：“请转告本国政府，计划不变。”
可就在他表态的同时，北京已经改变了主意。国内通过开罗的热线传来最新指示——鉴于阿尔及利亚局势未稳，中央决定退出本届会议。信号迟到，加之当地通讯不畅，文件抵达阿尔及利亚时，陈毅的承诺已传遍代表团。

6月19日，布迈丁率军发动政变，首都再次响起枪声。陈毅带队赶回国，一进中南海便接到约见。会客室里，周恩来摊开电文，直截了当指出：“个人判断可以有，但必须服从集中。国际舞台不等人，更不等失误。”
批评来得毫不客气，却也点到了要害——战场上依靠经验拍板的做派，放到瞬息万变的外交场合，往往会留下破绽。所幸各方最终也因安全顾虑相继退场，中国的被动退出并未单独暴露。
麻烦并未就此止步。8月印巴第二次战争爆发，南亚硝烟弥漫；9月30日，印尼军方夺权，苏哈托逐步取代苏加诺。昔日热衷于亚非团结的倡议者自身难保，更无力重启大会。10月底，雅加达再度发函提议“改期”，中方权衡多方形势，回复中只留下“暂不参加”四个字。

至此，原定凝聚九十余国的盛会化为泡影。从北京的视角看，这场曲折过程无非两点启示：其一，冷战夹缝里的区域联盟，必须建立在成员国内部稳定的基石之上；其二，任何个人的临场判断，都需被严格纳入整体布局。
陈毅后来多次在内部会议上谈起这段往事，叹道，战场上可以凭耳目决断，外交场合却要先问一问电报机是否亮着绿灯。话音虽轻，却足以提醒后来者：顺应大势易，拿捏节奏难，面对层层波折，唯有步调一致，方能不负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