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珍妹，海南“慰安妇”受害者、黎族阿婆，2016年2月7日在家中逝世，享年104岁。
1940年3月中旬，28岁的黄珍妹与其他女子被日本兵抓去充当性奴隶，在日军的慰安所中遭受折磨近一年时间。
1941年，她逃离魔窟与亲人团聚。

1940年的海南保亭，黎寨的炊烟还没来得及飘远，日军的铁蹄就踏碎了什保村的宁静 。28岁的黄珍妹刚在田里割完山兰稻，就被闯进村子的日本兵拖拽着塞进了卡车，她攥在手里的镰刀掉在泥里，溅起的土沫子糊了满脸，她哭喊着挣扎，换来的只有枪托狠狠砸在背上的剧痛。和她一起被抓的还有同村的三个黎族姐妹，那天的风里，全是女人的哭声和日军的狞笑。

日军把她们关在南林据点的慰安所，那不是人待的地方！白天被押着去砍甘蔗、搬石头，稍有怠慢就被皮鞭抽得皮开肉绽，看管的日军还会故意用枪托撞她们的腰，看着她们疼得直不起身就哈哈大笑 。到了晚上，噩梦才真正开始，日军像野兽一样轮番扑上来，她的黎族筒裙被撕得粉碎，嘴里塞着破布，连哭的权利都没有。那些日子，她的身体像被撕碎又勉强拼凑起来，每一寸皮肤都在疼，每一个夜晚都像一个世纪那么长。

她没打算认命，黎族女人骨子里的韧劲让她悄悄记下了守卫的换岗规律——每天后半夜丑时，两个日本兵会换班，交接时会闲聊几句，注意力最不集中。她藏了一块磨尖的竹片，那是她白天干活时偷偷削的，攥在手里，竹刺扎进掌心，疼得她清醒。1941年的一个深夜，她等来了那个机会，趁着换岗的空当，她像只受惊的鹿，光着脚冲了出去，手里的竹片划破了阻拦的铁丝网，也划破了她的胳膊，鲜血顺着指尖滴在草地上，她却不敢回头，拼命往黎母山的方向跑，直到跑进熟悉的山林，才敢瘫在地上，眼泪混着汗水往下淌 。

逃回家的黄珍妹，整个人都变了。她不再唱黎族的山歌，不再跳竹竿舞，总是把自己裹在深色的头巾里，见人就躲。日军留下的伤，让她落下了病根，常年腰腿疼，阴雨天更是疼得直打滚。村里有人指指点点，说她“不干净”，她就把自己关在屋里，用织黎锦打发日子，指尖的老茧越来越厚，心里的疤却始终没好。

好在她后来嫁了人，生了个女儿，女儿成了她活下去的念想 。她从没跟女儿提过慰安所的事，只是在女儿出嫁那天，抱着她哭了很久，反复说“要好好活着”。晚年的她和女儿住在一起，志愿者来看她，她才肯断断续续说出当年的遭遇，不是为了博取同情，只是怕那些事被人忘了 。她的声音很轻，却字字带血，说日军的鞭子有多疼，说逃跑时的山路有多黑，说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等到一句道歉。

海南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重灾区，1939年日军登陆仅3个月就设立了慰安所，全岛有据可查的就有62处，受害者远超5000人，黄珍妹只是其中一个 。这些黎族、苗族、汉族的妇女，被日军像牲口一样对待，很多人没等到逃离的那天就死了，活着逃出来的，也大多在屈辱中度过一生。

黄珍妹活到了104岁，她熬过了战乱，熬过了病痛，却没熬过日本政府的冷漠。那些当年施暴的日军，很多人活到了晚年，却从没说过一句忏悔的话；日本政府更是百般抵赖，连承认罪行的勇气都没有。她去世那天，女儿在她床头放了她最喜欢的黎锦，上面绣着她年轻时常采的木棉花，可她再也看不到了。

我们总说要铭记历史，可铭记不是一句空话。黄珍妹的一生，是千万受害女性的缩影，她们的苦难，不是时间能抹去的，更不是某些人能篡改的。记住她，记住所有受害者，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守住真相，为了让那些罪恶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为了不让这样的悲剧再发生在任何一个女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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