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蝶与潘有声复婚五年后便痛失爱侣，晚年在温哥华终老，最终安葬于夫君身旁
1943年腊月初的一场冷雨，把山城重庆的石梯冲得锃亮。此刻的陪都正是名流云集的漩涡，军政要员、商贾名伶挤在同一条江岸线上，彼此打量又彼此试探。有人感慨，战火把他们逼到一处，也让“托关系”与“求门路”成了生存的硬通货。
刚从日占香港辗转而来的胡蝶，就被这股汹涌的现实推着往前走。1942年8月27日，她带着丈夫潘有声和三个箱笼辎重离港，终点原本设定在内地最安全的重庆。可到桂林转运时，惟一托付的三十余箱戏服与珠宝在混乱中去向成谜——那是她从影十余年的全部家当，也是这个小家庭抵御战乱的最后屏障。有人提醒她：“再不赶紧找人搭桥，东西怕是肉包子打狗。”无奈之下，她按友人指点去叩杨虎夫妇的门。

杨府灯火通明，答话的正是女主人林芷茗。只见她轻声安慰：“别急，先暖暖身子，戴先生或许有办法。”这位“戴先生”，便是军统首脑戴笠。对于任何置身陪都的人来说，那是一个让人既敬且惧的名字。很快，军统的便衣带来一张长长的物品清单；几日后，丢失的行李竟“原样”归还，连一件奢华旗袍都无缺。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这不是找回，而是补齐。然而，在缺衣少粮的岁月里，胡蝶只能先谢再谢。
补偿背后从不免费。1944年夏天，潘有声因违例囤货被突如其来的宪兵带走；数日后虽得释放，却被通知赴昆明“协助公路采购”。有人听见戴笠在王家岩的别墅里冷冷一句：“这差事，他更适合。”潘只得收拾行囊南下，留下体弱多病的妻子和年幼双胞胎。外界谣言四起，可胡蝶被安置在情报机关看管的静园公馆，行动、通讯都被严格限制。她的世界忽然收缩至几间房、一方院，仿佛被锁进金色鸟笼。

同年圣诞夜，陪都上流最热闹的舞会如期举办。戴笠携胡蝶同赴的画面在摄影灯光下被定格，据说他举杯时一句“此后请你放心”迅速传遍朋友圈。至此，围观者几乎断定这位大特务赢得了影坛首席佳人，而胡蝶与潘有声的婚姻只剩纸面。离婚协议也确实很快签妥，只留一句“家事勿外扬”的叮嘱。若非随后发生的意外，这段强加的结局恐怕再无转圜。
1946年3月17日，南京西南方向阴雨低垂，一架编号I-BAAA的DC-47军机试图穿云降落，突然撞山起火。戴笠与机上同行无一生还。消息传来，原本紧闭的公馆大门当夜被推开。重庆城里盛传一句话：“山雨停歇，风声就散了。”不久后，胡蝶与从云南折返回来的潘有声在友人张蕙家再次并肩而立。复婚手续办得低调，连媒体都未嗅到风声，只在香港移民署的档案里留下淡淡一行字。

安稳维系的时间并不长。1952年，年仅四十出头的潘有声被诊断为肝癌晚期。护士回忆，那天他握着妻子的手，道出一句：“别停工，孩子们得念书。”半年后，他长眠于香港跑马地。突如其来的丧夫之痛迫使胡蝶挑起家计，她将上海的洋行股权悉数转让，翌年北上客串舞台，后又接受邵氏的合约。1959年，影片《后门》在亚洲影展斩获最佳女主角，评委会对她的评价寥寥：“举手投足，自成旧梦。”

岁月并未宽容。进入60年代中后期，香港影坛青年面孔辈出，胡蝶选择在1966年挂冠。动身之前，她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潘宝娟”，这是对亡夫的一份私语，也是一种告别。旅加之后，她在温哥华唐人街偶遇影迷，常被问起旧日荣光，她只笑答：“那都是留在前尘的戏服。”偶尔拂去相框薄尘，她仍会端详那张年轻时的剧照——眉眼如弯月，衣袂似初雪。
1989年4月23日凌晨，81岁的她静静合上双眼，遗愿只有一句：“与有声作伴。”同年夏末，子女将父母的骨灰一起安放在温哥华科士兰公墓。一块素灰色碑石写着两行小字：潘有声，胡蝶。风吹过雪松，枝影摇曳，看似平静无波，却隐含着乱世婚姻曾经的颠簸、重逢与守护。有人在墓前低声感叹，时代洪流中，能够并肩而眠，已经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