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面换，女，1927年出生，山西省盂县西潘乡羊泉村人
1943年3月，几个日本兵持枪闯进刘面换家，用刺刀逼住刘面换父母，把刘面换双手捆住强行拉走。她被关在一个窑洞里，每天都有7、8个日本土兵对她轮番施暴。被关押糟蹋了40天，刘面换浑身浮肿走不了路，她父亲用银元和羊去换，日本人不肯，刘面换父亲答应，治好了病还来，刘面换才被带回家。后来她被父亲把她藏起来才没有被再次拉走，家里却被日本兵烧了。

1943年的盂县，山坳里的风都带着血腥味，日军在进圭村修的炮楼像根毒刺扎在村民心上，刘面换家的土坯房就在炮楼的阴影下 。16岁的她那天刚把晾干的野菜收进屋里，就听见院门被踹开的巨响，几个日本兵端着上了膛的步枪闯进来，刺刀寒光直逼爹娘的喉咙。她想跑，却被一双粗手反拧住胳膊，麻绳勒进皮肉的疼，比后来窑洞里的折磨更让她记恨。

那个窑洞没有窗户，只有一扇厚重的木门，关上门就隔绝了所有光亮，也隔绝了她做人的尊严。每天天不亮，日军就会拉开门，把她像牲口一样拖拽出去，7、8个穿着军装的野兽轮流扑上来，她的哭喊被堵在喉咙里，挣扎换来的只有更凶狠的殴打。40天，不是日子，是40个地狱轮回，她的下身早已溃烂流脓，双腿肿得像灌满了铅，连站都站不住，只能在地上爬着挪动。

父亲来赎她的时候，她已经认不出那个头发一夜变白的男人。家里的银元是给她准备的嫁妆，几十只羊是全家一年的生计，父亲把这些都推到日军面前，却只换来一句冷笑：“病成这样，没用了。”父亲跪在地上磕头磕得额头流血，嘴里反复念叨“治好就送回来”，日军才不耐烦地摆摆手，让他把人拖走。回家的路上，她趴在父亲背上，眼泪把父亲的粗布褂子浸湿了一大片，她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

到家没几天，日本兵就来催了，说她的病该好了。父亲连夜把她藏进后山的地窖，窖里只有一堆干草，她蜷缩在里面，听着外面日军放火烧房的噼啪声，听着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声，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那把火，烧光了她的家，也烧光了她对生活的所有念想。后来她被父亲转移到亲戚家，东躲西藏了大半年，才敢偷偷露面。

可身体的伤能慢慢愈合，心里的疤却永远都在。村里的人看她的眼神变了，那些窃窃私语像针一样扎在她心上，没有人家愿意娶她，她只能嫁给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老鳏夫。新婚之夜，她抱着被子缩在炕角，丈夫碰她一下，她就吓得浑身发抖，嘴里喊着“别碰我”。婚后的日子，她常常在夜里惊醒，梦见日军的刺刀和窑洞的黑暗，然后抱着枕头坐到天亮。她一辈子没敢生孩子，不是不能生，是怕自己的遭遇会遗传给孩子，怕孩子问她“娘，你身上的疤是怎么来的”。

1992年，乡村教师张双兵找到她，这个年轻人手里拿着本子，说要帮她们讨回公道 。刘面换沉默了很久，那些藏在心底49年的屈辱，像洪水一样涌了出来。她拉着张双兵的手，从被抓到被赎，从窑洞的黑暗到家里的火光，一字一句地说了出来，每说一句，就像在伤口上撒一把盐。“我要告他们，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日本人对我做了什么！”她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拼了老命的狠劲。

1995年8月7日，她和李秀梅、陈林桃、周喜香一起，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并赔偿 。1996年7月，69岁的她在张双兵的陪同下，第一次走出国门，来到东京出庭作证 。法庭上，她用颤抖的声音讲述自己的遭遇，说到父亲磕头赎她的时候，她哭得几乎喘不过气，在场的日本律师都红了眼眶。可日本法院却像块捂不热的石头，先是以“诉讼时效已过”驳回，后来又搬出“国家无答责”的荒唐理由，一次次拒绝她的诉求 。

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下来了，还是驳回。那天，刘面换坐在家里的炕头，手里拿着判决书，看了很久，然后默默地递给张双兵，“我等不到了”。她的声音很轻，却透着无尽的绝望。往后的日子，她的身体越来越差，眼睛也看不清了，却还是每天坐在门口，望着村口的方向，仿佛在等什么。

她等的，是一句迟来的道歉。从16岁被掳到满头白发，她等了七十多年，从青丝等到白发，从壮年等到垂暮，终究没能等到。那些和她一起起诉的老人，李秀梅、周喜香、陈林桃，都一个个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没有一个人听到过日本政府的道歉 。日本政府一边默认日军的暴行，一边用各种借口推诿责任，这种既认账又耍赖的行为，是对所有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更是对历史真相的公然践踏。

我们记住刘面换，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守住那些用血泪写成的历史。这些老人的遭遇，不是书本上冰冷的文字，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用一生承受的苦难。日本政府若始终回避历史、拒不道歉，只会永远背负着战争罪行的枷锁，永远得不到真正的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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