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汪伪政府的“笔杆子”林柏生被枪决，到了刑场，他说：“听说上次思平先生受刑之后，你们还辱其遗体，不免有些过分，希望这次不要故伎重演”！

1946年那会，抗战刚胜利没多久，一场对汉奸的清算正轰轰烈烈地展开，汪伪政府的核心成员陆续走上审判台，而曾经，靠着一支笔为日本侵略者摇旗呐喊的林柏生，这时候，也终于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买单了。

很多人可能不熟悉林柏生，但在汪伪政权存续期间，他是实打实的核心人物。他长期担任汪伪宣传部长，还兼任伪安徽省省长、保安司令，手握舆论大权，被当时的人称作汪伪的“戈培尔”。日军侵华期间，武力侵占我国土地，而林柏生就用笔墨帮日军洗白侵略行径，大肆宣扬所谓的和平论调，推行奴化教育，篡改舆论导向，瓦解国人的抗日意志。

相比于手握兵权的汉奸，这类文人汉奸的危害其实更大。军人作恶局限于战场厮杀，而林柏生凭借文字渗透民间，长期歪曲事实、蒙蔽民众，让无数百姓混淆是非，对抗战局势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多年间，他撰写、刊发无数亲日文稿，主导所有汪伪对外宣传工作，死心塌地依附侵略者。

他口中的思平先生，指的就是梅思平。梅思平是汪伪政权的初创元老，也是1946年首个被处决的汪伪高层文官。梅思平伏法时，距离林柏生行刑仅有一个月左右。因为二人同属汪伪核心阵营，私交颇深，林柏生对梅思平的结局一清二楚。

当时全国民众饱受十四年战乱之苦，对汉奸的恨意达到了顶峰。梅思平伏法后，民众怨气难消，现场查验处置流程较为严格，也就有了林柏生口中“辱其遗体”的说法。

最让人唏嘘，也最让人愤怒的一点就在这里。从被捕受审到走上刑场，林柏生自始至终，没有一丝一毫的忏悔。法庭之上，他百般狡辩，拒不承认自己的叛国罪行，甚至试图用片面的说辞美化自己的卖国行为。

他心里清楚自己罪孽深重，难逃一死。可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纠结、在意的从来不是自己残害同胞、背叛家国的过错，仅仅是自己死后的体面。

1946年10月8日，林柏生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刑场伏法。临刑前，他故作从容，向法警提出保全遗体的请求。除此之外，他还特意索要纸笔，在书籍扉页抄写汪精卫的诗作，冒充自己的绝命诗，刻意营造坦然赴死的假象，试图给自己的叛国生涯强行挽尊。

纵观林柏生的一生，极具讽刺意味。他饱读诗书，手握笔墨利器，本可以用文字唤醒民众、捍卫家国，在乱世之中尽一份文人的责任。可他贪图权势富贵，甘愿沦为侵略者的喉舌，主动背弃民族立场。

国家危难之际，笔墨可以救国，亦可以误国。林柏生选择了最卑劣的一条路，靠着出卖民族利益换得高官厚禄，风光一时。等到尘埃落定，所有伪装尽数破碎，等待他的只有法律的严惩。

更值得深思的是，他至死都没有认清自己的过错。一个背叛家国、助纣为虐的人，不配谈体面，更不配故作清高。他想要的最后尊严，早在他提笔为侵略者发声的那一刻，就已经彻底消失了。所有的结局，都是他一步步亲手造成的，完全是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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