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兆伦（1920年7月-2024年4月23日），曾用名刘肇纶，广东大埔百侯松柏坑人。1938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的广东大埔，抗日的烽火正烧得滚烫，17岁的刘兆伦瞒着家人，揣着几块番薯干就踏上了奔赴延安的路。那一路跋山涉水，躲过日军的封锁线，穿过荒无人烟的山区，等他满身尘土出现在延安城门时，身上的衣服早已破烂不堪，却眼神亮得惊人。他在安吴青训班、延安中央党校啃书本，在泽东青干校当指导员，还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当政治教员，谁也没想到这个爱说爱笑的南方小伙子，后来会和水打一辈子交道。更有意思的是，他在延安一场游泳比赛里拿了第一，朱德总司令笑着亲手递给他一顶草帽，“小伙子水性好，以后说不定能管好大江大河”，这话竟成了他一生的写照 。

1945年抗战胜利，他随军南下吉林，在和龙县当县长时，看到百姓被洪水冲毁家园，蹲在河堤上抹了眼泪。“水既能养人，也能害人，得把它管起来”，这个念头在他心里扎了根。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二话不说回了广东，一头扎进珠江水利工程总局，从副局长干起，一干就是六十年 。那时的珠江流域，水患频繁，百姓靠天吃饭，他带着技术员们顶着烈日跑遍珠江两岸，裤脚卷到膝盖，皮肤晒得黝黑，手里的罗盘和测量仪从不离身。有次在西江勘测，突遇暴雨引发山洪，他抱着一棵大树才没被冲走，上岸后却笑着说“又摸清了一段水情”。

真正让他名留青史的，是东深供水工程。1962年香港遭遇百年大旱，“月光光，照香港，山塘无水地无粮”的民谣听得人心碎，港英当局急得团团转，只能向内地求助。时任广东省水利电力厅厅长的刘兆伦临危受命，牵头和港方谈判，组织勘测设计。要把东江的水逆流引到深圳再输往香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简直是天方夜谭。有人劝他“别冒这个险，搞砸了担不起责任”，他拍着桌子说“香港同胞是中国人，渴着他们，我们脸上无光” 。

他带着团队住在工地窝棚，白天顶着40度高温测量，晚上在煤油灯下画图纸，硬生生攻克了九级抽水、跨流域调水的技术难关。1965年3月1日，当第一股清冽的东江水流入香港水库时，香港市民敲锣打鼓庆祝，他却在工地角落里，捧着一碗糙米饭，看着水流热泪盈眶。这个被称为“粤港生命线”的工程，此后历经三次扩建，累计对港供水超300亿立方米，撑起了香港的经济腾飞 。他离休后，还数十次跑到东深工程视察，成了去工地次数最多的省部级领导，工人们都喊他“我们的老厅长” 。

1979年他出任水利部副部长兼珠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成了珠江流域水利的“大家长”。他推动建立珠江流域统一管理机制，组织编制流域规划，修建了一大批防洪、灌溉、发电工程，让珠江从“水患河”变成了“幸福河”。有人说他“管得太细”，连水库的泄洪量都要亲自核算，他却严肃地说“水利工程是人命工程，差一厘米都不行”。在任期间，他从没为自己谋过半点私利，办公室的沙发磨破了皮也不肯换，出差总是住普通招待所，吃食堂大锅饭。

“文革”期间他受过审查，被下放到农场劳动，可他从没抱怨过，反而在农场里研究起了农田水利，给当地村民修了好几条灌溉渠。村民们偷偷给他塞鸡蛋，他总是原封不动送回去，“我是来劳动的，不是来搞特殊的”。1994年离休后，他还是闲不住，牵头成立了珠江水利研究会，带着年轻技术员跑遍珠江三角洲，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下去。

103岁的人生，86年的党龄，他把一辈子都交给了水利事业。从延安的游泳健将，到珠江的治水功臣，再到东深工程的守护者，他用脚步丈量过珠江的每一条支流，用双手筑起了一道道水坝，用初心守护着两岸百姓的安宁。他常说“水是生命之源，水利人要做水的贴心人”，这话他做到了，而且做得比谁都好。

2024年4月23日，刘兆伦在广州逝世，享年103岁。出殡那天，珠江两岸不少百姓自发前来送行，他们举着“刘部长，一路走好”的牌子，手里捧着清澈的江水，洒向天空。这位喝着韩江水长大的客家汉子，最终化作了珠江的一部分，永远守护着他深爱的岭南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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