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晚年患病，医生劝他去北京301医院治疗，那里的医疗条件会好一些。许世友却就是不去。医生问他为什么，许世友说，北京的路太窄了。医生很奇怪，反问说，北京的路不窄啊，长安街很宽的。
许世友又说道，北京人多啊，我吵架吵不过他们。他们是谁？为什么吵架？医生不明所以，也不好再问了。


听着像调侃，细想却有点沉。
一个戎马半生的人，到了晚年病榻前，仍不愿把自己的去留交给别人摆布。
这句“路太窄”，未必真在说街道。北京当然有更好的医院，也有更周全的安排，可安排多了，人的腾挪余地也会变小。
许世友说“他们”，没有点名，旁人也不便接着问。越是不点破，越能看出这不是随口糊弄。他大概不愿在病得最重的时候，被一层层劝说，一层层照看，再一层层替他决定。

南京中山陵8号住惯了，房门怎么开，院子里风从哪边吹来，都熟。
病可以来，日子最好还按自己的节奏过。
对他这种人，病房若成了别人替他拿主意的地方，心里那股闷气，未必比疼痛轻多少。

他不是临时犯犟。

春节前后，腹部一阵阵胀痛已经找上门，他硬是压着没吭声。家人不知道，工作人员也不知道。怕的不是别人担心，是别人从此把他当成一个需要处处照看的老人。

许世友性子里那股倔劲，年轻时能顶风冒雪，到了八十岁，也没轻易散。查出重病后，南京的老领导、老战友、老部下都来劝，话说尽了，他仍住在中山陵8号，不肯挪地方。那里是熟门熟路，连房间里的静响都认得。
去北京，病也许能多几分回旋，心里那点自主却可能被挤得更窄。谁都知道治病要紧，可许世友在意的，偏偏不只是一张化验单。

9月初，南京军区总医院抽调医护人员，组成专门医疗小组守进中山陵8号。
病到这时，已经不是忍一忍就能过去。疼痛来得凶，像一层层往骨头里钻。儿媳后来回忆，他很少喊疼，实在受不住，也常把人支开，不想让谁看见自己被折磨得变了样。

有一次疼得提出要打针，话刚落，又改口不要。那不是不难受，是仍想给自己留住一点体面。门外的人越焦急，门里的人越沉默，沉默久了，连空气都发紧。

可身体终究不是铁板。
一天午饭后，他坚持独自去卫生间，过了十多分钟还没有出来。护士推门时，被眼前一幕惊住，他正用头撞墙。有人判断，这是剧痛逼出来的反应；也有人怀疑，他那时神志已出现短暂混乱。没过几天，又出了一次险情。他趁身边没人，用毛巾紧紧勒住脖颈，护士赶到得及时，才把局面拉回来。到了这一步，再说他只是“能忍”，就太轻了。病痛已经把人逼到墙角，他不是没有崩溃，只是不愿把崩溃摊开给人看。那两次惊险，像一道裂口，把他强撑出来的平静猛地撕开，屋里的人谁也装不出轻松。

许世友这一生，最怕的似乎不是累，而是静。
医疗小组进驻后，老院长高复运常劝他少动，最好卧床休息。他听是听了，脚下却照样往外迈。办公桌上的台历，曾记下每天散步3000米、3500米。那几个数字不像寻常记录，更像他对自己下的命令。

只要还能走，就不算倒下。后来病势压得更狠，早上起床都吃力，两条腿肿得发沉，他还是提出坐吉普车出去转一圈。
理由听着有些孩子气，车颠一颠，人也跟着动一动，这也算活动。

这股想“动”的念头，不只是多年习惯，也像是在提醒身边人，他还没完全被病床收编。
坐不住，是他的老脾气；躺不平，是他心里还挂着那点不服。身体已经开始背叛他，他就拿一点点还能调动的力气，和病情掰手腕。
医护人员当然知道，静养更稳妥，可他们也明白，这位老人真正难受的，不只是肝区的疼，还有什么都不能自己作主的闷。连“出去转转”都要经过别人商量，对许世友来说，这滋味很难咽。

再往后，他连这样的要求都难以实现了。

严重腹水和全身水肿，让体重超过200斤，卧床已有一个多月，医生最担心的，是乱动引出大出血或呼吸衰竭。偏偏有一天，他烦躁地嘟囔着，要“活动、活动”。这几个字，说得含混，屋里的人却都听清了。
答应，不敢；不答应，又舍不得。
大家商量来商量去，想出一个笨办法，叫来七八个壮实青年，把他从床上慢慢挪到沙发里，再推着沙发在病房里转一圈。

昔日带兵驰骋的人，临到生命末段，只能借着一张沙发完成那一回“出发”。转完后，他安静睡去，屋里没人多说话。那一圈其实很短，短得几步就能走完，可对病床上的他，已经算是把心愿摸到了一角。

9月30日，病情又沉了一截。

他整天昏睡，大小便失禁，两条下肢出现出血淤斑，病危通知再次发出。杨尚昆赶到南京看望，工作人员伏在耳边告诉他，军委副主席来了，是代表邓小平来的。
许世友先是没有反应，叫了几遍，喉咙里才挤出几个含糊的音。

旁人听清了，是“我完蛋了”。这句话没有豪气，也没有绕弯，反倒更重。
那句关于北京的怪话，到这时再回想，已经不像玩笑了。

一个一生不服输的人，终于知道，这一回不是再挺一挺就能过去。
1985年10月22日16时57分，许世友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去世，终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