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政委因做法不同产生分歧，他批评政委缺乏独立经验，政委回应：你这个人真是有点难办吗？
1947年深冬的汉水两岸依旧瘆人般阴冷，国民党军的清剿部队却昼夜兼程扑向襄阳以南的丘陵地带。枪声、狼烟和逃难的人流把这片并不富庶的土地搅成一锅沸水。就在这种气氛里，江汉军区新近组建的襄南军分区被推上了前台——它若站稳，华中几条交通线就能被牢牢牵制；它若动摇，大别山战场将腹背受敌。
李人林赶到司令部时，身上的棉衣还带着霜，政委杨殿魁和副政委罗通已经在油灯下摊开一张手绘草图。李人林是从鄂豫边区打拼出来的“老藤”，每到紧要关头就一句话：“先看地形，再看兵心。”杨殿魁却习惯翻文件、列方案；他的履历几乎都在后方——晋冀豫边区组织部、民运部，一直同老百姓打交道。罗通则不同，长在炮火里，屡次偷袭据点、拔掉碉楼，手臂上还留着板桥伏击战的枪洞。三个人端一碗高粱酒，都知道接下来要为“怎么建根据地”掰扯清楚。

在敌强我弱的处境下，把有限兵力怎样用到刀刃上，成了绕不开的难题。杨殿魁主张“撒芝麻盐”，先在村村落落竖旗子、分田地、办夜校，群众起来了，部队才能扎根；罗通则一口咬定要“攥拳头”，把零散队伍收拢，专挑敌人的薄弱处狠砸，打一阵就走，逼对方疲于奔命。杨殿魁不服：“老罗，你这种打法太凶，万一顶不住怎么办？”罗通咧嘴：“不冒风险，哪来的活路？要想守住家底，先得让对面疼。”
1948年初春，襄南分区党政干部会议在一座破祠堂里开场。席地而坐的干部们围着炭盆，耳听屋外风声呼啸。李人林说完形势便点名发言。张难率先表态，强调政治发动；接着轮到罗通。他起身，用刺刀在地上划了几道线，“分散动员没错，可真打仗必须集中。敌人有炮，我们靠的是人拼出来的主动权。”会场鸦雀无声。杨殿魁只卷着袖口，低声一句：“这人难办。”角落里有人偷偷对视，气氛有些僵。
会后，部队按新的试点方案先在宜城、枣阳一带设三个“尖刀连”。夜幕降临，他们猫进敌据点，像钻蛇洞一样挑走守军的枪，再迅速撤回山里。一个月内，先后五处据点被拔牙，国民党部队被迫从围剿态势改为自保。第4次围剿时，襄南分区摸准敌人调动规律，调集3个团突然围插老河口，四天夜战，打得对手仓皇北窜。沿线群众竖起木牌：“红军来了，官兵不敢烧抢。”集中兵力换来的胜利，比千言万语更有说服力。

“老杨，这回轮到你说‘好办’了吧？”罗通擦着枪栓半开玩笑。杨殿魁笑得爽快：“算我服了，实战最硬气。可村里的墙角也还得我们慢慢垒，兵勇百姓更要强。”对话并非客套，两条路最终拧成一股绳：主力部队灵活机动，打痛敌人；地方干群趁势修渠种麦、办合作社。三个月后，襄南出现第一条党领导的运输小道，伤员转移、粮草后送都走得通畅。
历史档案记下了那年春夏之间的五次遭遇战，数字写得干巴巴，却掩盖不住其中的惊险与巧劲。集中兵力的打法源自井冈山时期“围点打援”的老套路，被罗通拿来对付当地保安三团、骑兵暂编旅；而杨殿魁推动的分散发动，则让群众在山梁沟壑里埋锅造饭、开荒种地。两种经验看似对立，实则互补——没有罗通的拳头，百姓不敢露头；没有杨殿魁的细活，部队无粮难持久。

值得一提的是，江汉军区的这些牵制作战，间接牵住了敌军一个整编师，使其无法北上增援徐蚌前线。对襄南而言，那只是地图上一块指甲盖大的阴影；对华东主战场，却意味着正面压力稍松。决策背后的党内民主集中制也在此刻发挥效力：争论允许存在，最终必须服从行动的检验。
多年以后，罗通讲起那段日子，仍记得祠堂里摇曳的灯芯和杨殿魁卷袖子的神情。他说：“腊月里扯皮，开春后一块干活，能不能赢，全在这股劲。”这句朴素的话，被抄进军区总结材料里，落在纸面，却没有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