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宝岛战事紧急，前线总指挥临机决断违抗军令，竟获周总理高度评价，这究竟是为何？
1969年3月初，乌苏里江冻得像一条银灰色的钢带，三辆苏制T-62坦克轧着铁链驶上冰面，直奔那块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的珍宝岛。望远镜里，坦克履带划开的黑痕刺眼，远处中国边防哨所的呼吸都凝结在零下三十度的空气里。
按照“主航道中心线划界”的旧约，岛屿应属中国。可对岸的苏军早已向远东集结数十万机械化兵力，重炮、装甲、航空一应俱全；虎林、饶河一线不过木栅哨所和几门步兵炮，实力差距摆在明处。

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肖全夫在2月末赶到前线，他把军用地图摊在雪地上反复测算，最后一句“不能再退”划破寂静。命令很快下达：恢复常态巡逻，并秘密抽调133师、67师部分精干分队潜入林间。
其实，要拿到“可以回击”的许可并不容易。1968年5月，他携厚厚的档案进京，向总参谋部陈述边境局势。参谋们担心冲突升级，讨论声此起彼伏。那天黄昏，电话铃声骤响，周恩来询问前线动向。陈锡联汇报完，略带迟疑地补上一句：“肖全夫主张有限反击。”电话另一端短暂沉默后，传来四字：“他看得准。”

3月2日清晨，孙玉国带十二名战士登岛巡逻，被七十多名持枪苏军拦住。“这是中国领土，请你们退出！”话音未落，枪声炸裂。孙玉国大喊：“反击！”——这句对话后来被无数次复述。78分钟激战，我军击毁六辆装甲车，毙伤苏军七十余，自己也付出二十名战友的生命。
战斗刚停，新的威胁逼近：坦克。冰层厚实，履带可以畅行。3月4日，肖全夫站在高地209用望远镜观察，发现对方装甲车每日同一时间作试探巡逻。他决定“在冰下动脑筋”。夜里，工兵用匕首凿冰塞入反坦克地雷，再覆雪掩痕，六小时布下六十余枚“沉默杀手”。

13日清晨，三辆T-62顺着既定轨迹开上岛。总参急电：立刻全歼来犯。副官捧着电报跑来，焦急地请示。肖全夫却摇头，仅命迫击炮在坦克车前方打出数发警示弹。“司令，这算违令。”副官压低声音提醒。“子弹能补，布置一旦暴露就没下次机会。”他淡淡回答。坦克受惊硬生生调头，部署完好无损。
48小时后，苏军倾巢而动。15日上午八时许，十余辆坦克、百余名步兵冲上冰面。埋雷首先掀翻前导车履带，紧接着山头迫击炮雨点般落下，火箭筒在百米内连续开花，不到半小时，敌军溃退。17日再度来犯，仍被断履带、破装甲，落荒而归。被俘的一名苏军军官愤愤地低声嘟囔：“你们算得太准。”这句牢骚随后在前指成了口耳相传的“战报”。

冰层开始消融，沉在江心的那辆T-62成了最有分量的证据。4月底，潜水员在刺骨河水中绑缆，林区牵引机昼夜轰鸣，钢缆绞紧、冰面碎裂，五十多吨的铁疙瘩终于被拖上岸。炮塔上弹痕累累，却仍闪着黝黑寒光。
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与周恩来握手，双方同意重新启动边界谈判。外电把这一握称为“珍宝岛枪声后的回响”。几场规模并不算大的交火，让世界看见中国边防部队在极端环境下的应变能力，也让“遵令作战”多了一层现场决断的温度：命令必须服从，战场更需要智慧，正是这种把握分寸的“违令”，才为后来的谈判赢得了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