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与项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身份对比，究竟谁是我军最高级别牺牲的干部呢？
1937年9月的一个黄昏，洛川西侧的窑洞里灯火微弱，周恩来向在场将领阐述改编方案：红军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新四军同日成立。对面的八路军代表低声问：“政委算什么编制？”国民党联络官摇头，“国民革命军没有此职。”一句话，埋下了日后职务级别的所有分歧。
国民党只认番号、不认党内岗位，八路军总部随即采取了路军直辖师的模式，115师、120师、129师直接向总部报告。这样一来，师长已经相当于传统军长，总部参谋部的重要性被进一步放大。三年后，左权担任的正是副参谋长——负责全华北的作战计划、机动路线与后勤衔接，几乎每天要把最新情报整理成一张张箭头密布的地图送到彭德怀手中。

1942年5月，晋西北山口里飘着细雨，日军以三个旅团扑向八路军总部。总部决定分梯队转移，左权主动留下。有人劝他：“走，安全要紧！”他只回一句：“总得有人断后。”午夜，日军突破警戒圈，机枪火舌划破山谷。左权带着警卫连冲到制高点，用迫击炮压制日军火力，掩护机关突围。天亮前，他和几十名战士倒在乱石间。参谋部的档案这样登记：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阵亡。
同一时期，新四军的架构却因政委定位始终显得别扭。叶挺为军长，作为统一战线的象征，他向南京方面负责军事调度；项英担任政委，却只被国民政府列名“副军长”。军部驻扎云岭后，作战决策多出自项英——政治、情报、干部任免，都要经过他最后拍板。党内序列里，项英的位置显然高于其军衔所示。
1941年1月，新四军因受限于“江北上皖”命令，不得不穿越国民党防区。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枪声和山风掺杂，国府第三十二师合围而上。弹雨纷飞中，叶挺被俘，项英带领残部突围。山林深处，他遭同队叛徒冷枪暗杀，连夜葬于野岭。至此，新四军损失惨重，只得北上重编，后来扩编为七个师，但政委职位依旧被“隐形”，这一制度空洞延续到战争结束。

如果单比党内实际权力，项英无疑是华中敌后抗战的主心骨；若按国民党承认的编制，他却只是副军长。教科书在统计抗战期间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时，用的是国民革命军序列表。副参谋长属于路军正军职，而副军长只是军一级副职；再加上左权死于正面抗敌、项英殒命于内部突变，两相对照，答案便水到渠成：左权位列最高牺牲干部行列。
换个角度审视，这并非对项英的历史贡献有所贬低，而是当时双重体系下的自然产物。党内的权威与国府的官阶本就脱节，统计口径只能依托公开的职务。也正因如此，八路军的建制优势与左权的指挥位置，最终在史册中更为醒目。

有意思的是，1949年海南解放时，琼崖纵队依旧沿用早年的“独立总队”番号，从未升格为军，但对南海航线的封锁与突破，却与任何一支成建制野战军同等重要。它的领导人冯白驹终其一生也只是中将衔，可在海南人民心中，他与华东、华北的兵团司令并无高下。
正是这些错综的番号、头衔与对外妥协，使得后人回望时常生出疑问：“到底谁才是最高牺牲？”倘若只看档案，左权名列榜首；若将隐形的党内岗位一并纳入，项英亦当与之并肩。历史记录的方式，有时比历史本身更能决定谁被铭记，谁被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