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曾对青年学生强调：毛主席无疑是伟人，但并非生来就是“神人”，应该理性认识伟人！
1949年4月21日拂晓，西柏坡灯火犹亮。毛泽东收笔后看着草稿自言自语：“楚汉相争的旧账，绝不能在我们手里重演。”警卫员应声说：“主席，长江对岸还在撒播和平幻想。”他挥手回道：“说什么江北江南，各自为政？那是诱敌之计。”寥寥几句，把即将到来的渡江战役框定在历史的大坐标里。
距离这番话不到两周，北京迎来一场特殊的青年盛会。1949年5月4日，正逢“五四”30周年，数百名代表涌进中南海怀仁堂。外间仍流行把领袖挂成“圣像”的风气，街头小摊甚至兜售印着“天生圣人”的画像。坐在主席台上的周恩来环顾会场，心里有数：这股崇拜味必须压住，否则会反噬新生政权。

他从未喜欢虚饰。简短寒暄后，周恩来突然抛出一句，“毛泽东不是天生的神人。”台下哗然，窃窃私语声此起彼伏。周恩来却并不着急，端起水杯润了润嗓子，接着把话题拉回到青年成长，“如果把一切进步寄托在‘神的降临’，那我们这些活生生的人还努力什么？”他挑的第一段材料，指向一册抗战时期晋察冀军区的小学课本。

那本教材说，十岁的毛泽东已痛斥迷信。毛泽东看后失笑，亲自批注：“其实那时我还跟着母亲上庙烧香，十五岁还在为她的病一路磕头拜神。”一个多年后的自白，把“先知先觉”的光环戳了个窟窿。原来韶山冲的少年来到东山高等小学堂，初见“欧几里得几何”，才开始怀疑神佛。再到湖南一师读书，辗转北京图书馆，翻《新青年》《社会问题》，沾染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才走出宗法天地。周恩来停顿片刻，“他的路，是书本、社会、战场三条线交织出来的，你们每个人都能走。”
崇拜之风不仅体现在神秘化童年，更表现在“古今切割”。五四运动后，新派青年常把四书五经当糟粕一扔了事。周恩来举第二个例子：毛泽东从不吃“文化断层”的亏，边读《史记》边读《资本论》，并不矛盾。渡江前夜，他翻到《资治通鉴》，看到楚汉对峙后割据的结局，立刻警觉。换成别的书生，也许只记得项羽“匹夫之勇”，没看到分封带来的长期内耗。于是，才有了那封令百万大军“宜将剩勇追穷寇”的作战电报。

有意思的是，渡江方案在党内也掀起争论。一些干部担心硬打会拖延恢复经济，更担心国际介入。莫斯科对“分治中国”态度暧昧，华盛顿干脆亮牌支持南京。周恩来在会上并未回避这些压力，他摊开情报电报，让青年们直面复杂国际棋局，然后反问：“倘若把困难留给下一代，就是爱护青年吗？”长长的沉默里，许多年轻代表第一次意识到历史类比的力量——刘邦如果当年不渡江，天下或许另有其主。
有人追问：“那我们学习毛主席，学什么？”周恩来笑道：“他有四件法宝——苦修、苦练、苦学、苦干。”这句后被叶剑英概括传开。可周恩来补了一刀，“缺一不可，也无捷径。”简练如警句，却直指本质——伟业靠后天积累，而非天赐光环。

大会结束时，北京城夜色迷离。代表们三三两两走出怀仁堂，风里还飘着玉兰花香。有代表低声说：“原来真理离我们并不遥远。”另一位回答：“脚下有路，哪还用抬头找星星？”几日后，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个人崇拜的烟雾尚未散尽，但青年们记住了那场谈话：把领袖当坐标，而非神祇；把历史当教材，而非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