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抚顺一位老农给叶剑英写信，无意揭开43年前尘封的历史谜团！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骊山脚下寒气透骨，华清池灯火将熄，宪兵哨所却依旧明亮。就在这几盏风中摇曳的煤油灯下，一支身着灰蓝军装的小型部队悄然合围，他们熟记每一处岗楼、每一道暗门，连哪棵树后藏有弹药箱都一清二楚。领头的中年军官姓王，从黑山县一路打上来，当了十年哨长、连长，如今是张学良直属卫队一营的营长。此刻，他眉头微蹙，远处传来水声与虫鸣，零下的夜晚竟让人冒出细汗。
王玉瓒走到头排，回头嘱咐警卫：“等我手一挥，先封电台，枪口压低，别走火。”士兵低声应道：“营长放心！”寥寥数语，却把生死交托得清清楚楚。三个时辰前，他才从西安城里的张公馆领到命令：活捉蒋介石，不准误伤。张学良亲口叮嘱，“动手要干净，一营靠你”，而后挥手关门，给了王一张写有“东北军荣誉”的小纸条当信物——那意味着，首战若成，立即重赏；倘若失败，也莫累及家人。

王玉瓒本可在东北当个稳妥的保安团团长。九一八后，他随大批官兵退过山海关，心里憋着一股劲：总得为被侵占的家乡讨回公道。1932年入驻关内，他在军政大学补习地形、爆破和夜战课程，从此认定“打日本才算尽忠”。未料想，一纸调令把他送到西安，成了少帅贴身卫队长，任务却不是抗日，而是保护来西安“督剿”的领袖。
蒋介石抵达华清池前，西北局势已剑拔弩张。张学良与杨虎城几度磋商，认为再不逼蒋抗战，东北、华北都会被日本蚕食。行动计划绵密而克制：枪口必须冲天，目标只能是“活的委员长”。决定拍板在12日拂晓前完成，以避开中央军援兵。旁听会议的叶剑英后来回忆，说道：“要成，就在一击；要错，就千古难回。”他没料到，真正左右成败的，是眼前这支在夜色里屏息待命的一营。

突袭开始。两名哨兵欲拔枪，被王玉瓒“砰”“砰”三声击倒，枪声在山谷间滚动，惊醒蒋介石宿卫。与此同时，几名精干士兵以最快速度切断电话线。二道门处，护卫队慌乱列阵，孙铭九的二营随后赶到，子弹破空而去，砖瓦乱溅。五分钟不到，院内安静下来，只余温泉蒸汽缭绕。屋里却已空无一人——床榻凌乱，外套、手枪不见。
“他跑不了远，分三组，上山！”王玉瓒抖落肩上落叶，大步冲向后园。月光在桃林间洒下银辉，一张鞋印留在湿泥里，引向通往山道的石阶。枪机上膛的声音在夜里清脆异常。约摸一炷香工夫，前沿传来呼喊：“营长，这里有草鞋！”王蹲下摸了摸温热的鞋帮，判断逃人脚下仓促、极易失衡，于是指挥搜捕向半山腰推进。黎明破晓时分，蒋介石裹着棉毯、满脸汗水地被带下来，他那句低沉的“我是介石”在山风里不甚清晰，却终结了这场硬仗。

事变落幕后，王玉瓒和战士列队于临潼操场，张学良当众发奖：5000银元与一纸上校团长任命。可好景不长，蒋介石获释后，对这位“闯祸”营长记了名字，却将其调往前线最苦的岗位。淞沪会战、徐州会战，王率部挡坦克、守铁路，屡负重伤而不退。1940年，他被送往贵阳卫生人员训练所当教官；6年后，又远赴云南第23临时教养院任院长，看守的多是被裁撤的旧部。外界传言，说这是“软埋”，他只淡淡一句：“还能教书，比前线枪林弹雨好。”
1949年冬，云南风云突变。卢汉通电响应，王玉瓒悄悄开会：“别犹豫，枪口抬高一寸，把院子里的青年带出去。”短短两天，千余名被关押的伤残军人集体归队改编，未发一枪。新中国成立后，他选择复员回到抚顺老家，开垦荒地、种高粱，村里孩子喊他“王老爹”，不识他旧日戎装。

时间推到1979年春。地方报纸刊出一篇回忆录，作者署名孙铭九，自诩“首闯华清池”。七十五岁的王玉瓒放下锄头，望着报纸半晌，终于提笔：“我虽种田，但当年谁先进去，我心里清楚。”六千多字密密麻麻，他将信寄往北京西郊玉泉山，收信人：叶剑英。信件送达半月后，辽宁省委来人，请他回忆每个细节。调查组跑了8700多公里，走访22名老兵，从哨兵射击的弹孔到缴获的那双草鞋，一一核对。三个月后，结论呈上：华清池头道门、二道门皆由王玉瓒一营首先攻入，蒋介石亦为其部下在骊山擒获。
1981年，西安事变四十五周年座谈会上，银发苍苍的王玉瓒在众目睽睽中被请到主席台。有人请他开腔，他摆手：“我做的，仅是当兵分内事。”话音刚落，会场掌声起伏。两年后，他带着那张早已发黄的任命状病逝于抚顺，终年88岁。案头仍放着那封回执，最显眼的批示只有六字：“此言可信，即办。”历史的针脚，虽慢，终究缝合了被撕开的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