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兵的日记中记载：我对八路军妻儿实施残忍暴行，将母子一起沉入湖塘，无法释怀的过往
1956年8月的一个闷热午后，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大门缓缓打开，三十余名日本战犯被押送至站台。人群里，四十九岁的齐藤银松始终低头，他的行囊并不沉，只多了本用粗纸装订的日记本。
列车启动前，有记者凑近拍照。有人问他：“回国后打算干什么？”他抖了一下，嘴唇颤抖：“把记下的事写完。”没人知道那本日记里有什么，直到二十年后，学者在东京古书店翻到它，才发现一段血迹未干的往昔。
纸页已发黄，第一页却写着：1944年7月某日，华北冀南平原，馆陶以西十五里。那时，日军第59师团正执行所谓“治安强化”任务。中队长常盘要数字化战果，抢时间“立功”，命令一小队突袭河湾村。干燥的土路上尘土飞扬，枪刺在晨光里像冷漠的针。

齐藤在笔记中记下，房舍被撬开，炊烟尚未散尽，灶台上摊着半冷的高粱饼。窜进第三间北屋时，他听见木板底下有轻微呼吸，顺手掀开土盖，黑暗中传来嘶哑喊声。一个左臂流血的年轻女人，怀里紧紧搂着小男孩。
“拖上来！”常盘跨了进来，军靴在地面砸出闷响。深沢凑上前，一把拽住男孩。女人撕心裂肺地咬住深沢手背，血迹瞬间染红袖口。常盘扬刀冷笑：“告诉我八路在哪里，不然让你们母子一起沉底。”女人啐了他一口，什么也没说。

在那本日记里，齐藤为自己辩解，说他最初只是奉命看守。但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常盘递给他半截烟，“动手，别婆婆妈妈。”齐藤把烟摁灭，耳边只剩自己心跳。他写道：“命令像铁丝勒在脑门，不敢松。”这一句，往后多年常被历史学者反复引用。
审问没有结果。女人仍死死护着孩子，哭声却没从她喉咙里挤出——像堵住了。常盘挥手示意：“带到后面去。”屋后的水渠不过膝深，黄绿污水掩着荷叶。几声闷响，万籁俱寂。男孩扑腾挣扎，水面翻起浑浊的泡。女人抱住孩子，沉得决绝。齐藤在岸边僵立，腿似灌铅，他记下的只有一句：“水很黑，看不见底。”

一个月后，冀南夜色中突然枪声四起。第4中队营地被游击队摸哨攻入。火光里，有人惊呼：“常盘，被抬走的那块帆布下，他的头没了！”深沢也倒在井旁。齐藤凭借对周围道路熟稔，被紧急抽调回联队本部，逃过一劫。
1945年10月，平壤郊外，他将步枪并列置地，举手向苏军走去；转年冬，被送往西伯利亚。劳改营寒风刺骨，他却说那里的夜，比华北那口黑水塘更易入睡。抚顺的改造课让他第一次系统听到中国平民在战火中的统计数字，“我只是其中一个环节”，他在日记里补写，“可每个环节都带血。”
抚顺模式主张坦白与教育，不以肉刑换口供。管理所老师翻译鲁迅杂文给他们朗读，齐藤初看不懂，后却在字里行间发现自己曾经的影子——麻木的兵，带着刺刀进村。他开始在日记上补笔记，每写完一页，就在页边画一枝白菊。

回国那年秋天，他把日记复印寄往北京，希望有关部门“查清那对母子的姓名”。档案人员只回复一句：“姓名已不可考，真相已昭然。”此信贴在日记末页，旁有他潦草的手迹：悔。
多年以后，研究侵华史的学者把齐藤的记录与八路军冀南军区档案对照，发现同日确有河湾村被毁、两名村民失踪的记录，村支队随后发动突袭，击毙两名日军军官，与日记吻合。这本翻译成中文的笔记，如今被摆放在档案馆不起眼的角落，但页页血迹与泪痕仍在提醒：纸张会泛黄，字迹却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