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建立新朝时，摆在眼前最顺手的国号，其实就是“汉”，他姓刘，又是刘邦弟弟楚王刘交的后人，论血缘，比不少打着“汉”旗号的人都更近，可怪就怪在这里，这样一个条件摆在面前，他偏偏没选“汉”，而是定了“宋”，这是谦让，还是另有盘算？





要看明白这件事，先得知道刘裕这个“汉室宗亲”到底有多值钱，说起来是宗亲，真落到他身上，几乎不剩什么体面了。

他是刘交二十二世孙，到他这一代，家里早就跟皇族荣耀扯不上关系，父亲刘翘只是地方上一个低级官吏。

刘裕出生时，母亲因难产去世，父亲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一度连孩子都养不起，直接遗弃，后来还是靠堂婶把他拉扯大，这样的出身，放在东晋，别说靠宗室身份翻身，连当门阀士族的陪衬都不够。

偏偏东晋就是门阀说了算的年代，自东汉末年以后，官位、名望、婚姻，几乎都被高门大族把持着，寒门子弟想出头，文路走不通，只能去军中搏命，刘裕就是这么进了北府军。

后来镇压孙恩、卢循起事，他打得极狠，军功一件件攒起来，名声也越来越大，到这时，刘家的血统没给过他什么帮助，真正能让他站稳的，只有手里的兵。

东晋皇帝司马德宗本来就弱，元兴元年，公元402年，桓玄干脆把他废了，自己称帝，国号“楚”。这一场变局，对刘裕反而成了机会。

因为他的旧上司死在乱中，北府军的主导权慢慢落到了他手里，第二年，也就是403年，刘裕起兵讨桓玄，打着迎回晋室的旗号，把司马德宗重新扶上皇位，前因后果都很清楚：桓玄篡位，激起反弹；刘裕借着勤王，顺势把兵权和名望都抓到了自己手里。

从这一刻开始，东晋皇帝虽然还坐在龙椅上，真正能决定局势的人，已经换了，之后几年，刘裕一边对外打，一边对内清路。

义熙五年，也就是409年到410年间，他北伐南燕，活捉慕容超，押回建康处死，还诛杀大批鲜卑贵族。

义熙九年，413年，他又出兵入蜀，灭掉谯纵建立的西蜀，谯纵自尽，义熙十三年，417年，刘裕再攻后秦，姚泓投降，后被送到建康处死，外部的对手一个个清完，东晋朝廷对他来说，也就只剩下一层壳。

接下来的事，就不是“扶晋”了，而是“换晋”，先是司马德宗被除掉，随后他的弟弟司马德文被扶上位，到420年，刘裕已经受封宋王，九锡、殊礼一样不少，称帝只是最后一步，正式建立新朝后没多久，司马德文也被闷死，东晋到这里算是彻底断了。

问题也就来了：既然都走到这一步了，他为什么不直接把“汉”这面旗重新立起来？

表面看，刘裕完全有资格，北方的刘渊都敢自称承继汉统，刘裕和汉室的血缘关系还更近一些，可真正麻烦的地方，也正在这里。

刘渊那种“认汉”为号，离得远，反倒好操作，刘裕不一样，他不是刘邦这一支的直系后裔，而是刘邦弟弟刘交的后人，要是他真把国号定成“汉”，等于把正统问题摆到桌面上谈。

万一真冒出别的刘氏支系，拿着更直接的血缘来争名分，这就不是给自己加光环，而是在给子孙留祸根。

有人会说，那不用“汉”，改用“楚”总行吧，毕竟他的祖上是楚王刘交，可这条路更别扭，因为“楚”这个国号，桓玄刚刚用过，还是被刘裕亲手打垮的。前脚灭了桓楚，后脚自己又立一个“楚”，怎么看都不顺，政治上也不吉利。

这时候，“宋”就成了最稳的一步，宋本来就是他的封号。刘裕老家在彭城，也就是今天徐州一带，而这片地方和古宋地缘关系很深。

称帝之前先封王，再把王号变成国号，这在秦汉以后本就是很常见的做法，既避开了“汉”的正统争议，也绕开了“楚”的晦气和重复，名义上还顺理成章。

还有一点容易被忽略，刘裕这个人做事，从来不喜欢给自己留不确定因素，他能对司马家下狠手，就是因为他知道，皇位这种东西最怕留下尾巴。

和这个思路放在一起看，“不用汉”其实就更好理解了，不是他不想借汉室的名望，而是他比谁都清楚，借得越近，后面越容易出事。

至于司马家是不是被他杀绝了，也没那么简单，西晋时八王之乱先把司马宗室折腾掉一大批，后来又在内斗里互相清洗，真正逃到南方的那些人，到了东晋后日子也不好过。

到东晋末年，司马家的后裔大约还有三十多支，刘裕真正重点清除的，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十一支，留下来的人不是没有，只是翻不起浪了，可有意思的是，司马家没彻底断干净，刘裕自己的后代，后来也没能把局面守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