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人就打退了马步芳的200骑兵，在临终前给儿子写了遗言：“告诉他，娘革命到底了”。她用最后的力气在窑壁刻字：“我儿鲜炳文，在九军当勤务兵”可是她不知道的是，她丈夫和15岁的儿子早已战死。
致敬民族英雄李开英

李开英是四川通江鹦哥嘴人，1903年生的。1932年冬天红四方面军入川，她已经快三十岁了，在当时的川北农村，这个年纪的女人大多被生活磨得没了脾气。但她没有。红军在通江搞宣传，她看到宣传员是个女红军，把眼睛擦了又擦，看了又看，心里那团火一下子被点着了。她进了村苏维埃，入了党，干的第一件事不是别的——把丈夫老鲜从鸦片烟馆里拽了出来，送进红军开的戒烟所。一个多月后老鲜戒了烟，身体缓过来了，李开英没让他回家，直接动员他参了军。紧跟着，她把自己才十二三岁的独生子鲜炳文也带进了部队，儿子在红九军当勤务兵，她自己当上了妇女独立营的排长。一家三口，全穿上军装，这在当时的苏区传遍了。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李开英跟着部队两次翻雪山、三次过草地，在妇女工兵营里扛粮食、抬伤员、运送弹药，手上脚上全是冻疮，没叫过一声苦。长征结束后，1936年10月，她被编入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随大部队在甘肃靖远虎豹口突破黄河天险，进了河西走廊。这一进去，就是一条血路。

1937年初的河西走廊有多冷？零下三十几度，妇女团的战士身上穿的是单衣单裤，脚上裹的是破布条子。对手是谁？马步芳的马家军骑兵，人多、马快、装备精，熟悉地形。临泽一战，妇女团独立守城，炮弹落在城头上，砖石横飞。枪里子弹打光了，女战士们抄起大刀片子、长矛、木棍往城头上冲，跟敌人肉搏。那一仗，妇女团损失近四百人。李开英活了下来。

真正让她在队伍里出名的，是一次断后战斗。她带着十几个女伤员和大部队走散了，困在一条山沟里，迎面撞上马步芳的两百多个骑兵。敌人一看是一群女兵，压根没当回事，嚷嚷着要活捉。李开英带着姐妹们占据高处，硬是打退了第一波冲锋。子弹所剩无几，硬拼必死。李开英往高处一站，一把抓起军号，铆足了劲儿吹响了冲锋号。号声在山谷里来回撞，马家军刚吃了败仗，一听这号声，以为撞上了红军主力，吓得调转马头就跑，连炊具都扔了一地。一把军号，吓退两百骑兵，这事儿后来在西路军残部里口口相传。

但一个人的英勇，拉不回整个战局。1937年3月，西路军在祁连山兵败，妇女先锋团奉命分散突围。李开英跟何福祥、李文英一起在祁连山里昼伏夜出，渴了喝雪水，饿了啃草根，一路往东摸。走到大马营一带，碰上了一个被马家军洗了脑的牧羊人。那人听出她们的口音不对，直接放出恶狗扑了过来。李开英挡在最前面，两条腿被咬得血肉模糊，肚皮被撕开，肠子被扯了出来。

何福祥和李文英拼死把她背进一个废弃的土窑洞。没有药，没有绷带，伤口在零下的温度里迅速溃烂化脓。李开英心里跟明镜似的：自己走不了了，活着就是战友的拖累。她趁两人出去讨饭的工夫，从口袋里摸出了那块一直藏着的大烟土——那是她留着被俘后用的，为的是不受辱。她吞了下去。

何福祥和李文英端着讨来的发酸面条回来的时候，李开英的脸已经发青了，浑身打颤，只剩一口气吊着。她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在窑壁上刻下儿子鲜炳文的名字和部队番号，断断续续说了句话：“找到他，告诉他，娘革命到底了。”

她到死都不知道——她的丈夫老鲜，早在1936年8月给二郎山阵地送饭的时候身负重伤，被安置在老乡家养伤，让鲁大昌的部队搜出来枪杀了。她的儿子鲜炳文，十五六岁的孩子，也在红九军的战斗里牺牲了。一家三口，全倒在了这条路上。

李开英牺牲那年，34岁。她参军的时候带着全家，死的时候孤身一人躺在一孔破窑洞里，连儿子最后一面都没见上。可她说的是“娘革命到底了”。没有怨，没有悔。这就是那一代人的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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