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那年才发现自己并不是日本人，台湾最后一位政治死刑犯的身份之谜！
1937年秋末，高雄冈山公学操场上，太阳旗迎风招展，老师高喊“臣民奉公”。木牌写着“皇国少年”，站在队伍里的孩子们，只能跟着合唱《君之代》。
那一排排黑头发的面孔里，多数人以为自己天生就是“皇民”。课本只讲大和神州，对隔海的大陆只用“清国残渣”四字带过，连家里贴的春联都被要求换成片假名。
陈家的男孩就在其中，他叫陈明忠，才八岁。家境不错，父亲管几块田，却照样被划作“蕃地”，连收成也要看日籍警察的脸色。

升入高雄中学后，真正的冲撞来了。一名日本同学推开他，嘲讽道：“台郎，别挡路。”话音一落，还抡书包砸来。陈明忠忍痛抬头，只看见操场边的老师若无其事。殖民的冷漠，比疼痛更刺骨。
几天后，他在旧书摊翻到《支那近代史》，扉页一句“华夏未亡”让他愣住。那天回家，他突然冒出一句：“原来我们并不是日本人。”母亲沉默片刻，只低声应了句：“知就好，别乱说。”
“难道真要一辈子当二等人？”他追问。母亲摇头，“书要多读，但嘴要更牢。”对话只有短短几句，却在少年心里烙下印记。
1945年8月15日，中午广播传来裕仁的投降诏书。冈山街头鞭炮连响，有人撕下路牌上的日文，露出旧时的汉字。陈明忠赶到驿站，第一次见到青天白日旗，他愣在原地，心底那根弦突然绷紧——这才是自己该归属的颜色。

两年后的2月28日，台北巡查开枪事件迅速扩散。高雄码头也乱了，青年们自发游行讨说法。陈明忠跟着人群奔跑，只记得枪声此起彼伏，街角烟雾弥漫。事后清点，同学倒下三人。那晚，他下定决心：“要做点事。”
1948年初，他与几位师友经台南线联系，加入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地下党对新面孔向来谨慎，头一次见面，就只问一句：“若被抓，挺得住吗？”他沉声回答：“可以。”
1950年春，他果然被捕。军法庭以“叛乱”判十年。看守所昏暗潮湿，他靠抄写《资本论》和《建国纲领》排解日子。有人偷偷问他图什么，他笑道：“把书读进骨头里。”那年，他才21岁。

1960年刑满走出铁门，外头已是另一番景象，岛内戒严、巡逻、宵禁，空气里都是沉默。可读书人一旦认定方向，就难以转弯，他依旧在暗处联络。
1976年11月，他再度落网。起诉书列出“匪谍、煽动、潜伏”三条，审判只用了三十分钟，法槌一敲，死刑。探监时，妻子冯守娥轻声说：“活着才有机会。”他点点头，“那就等机会来。”国际特赦组织和海外保钓学子随后介入，《纽约时报》刊出整版呼吁，岛内也出现零星声援。压力之下，次年刑期改为十五年。
坐牢的日子再次拉长。绿岛潮湿海风把铁窗锈得斑驳，墙外是滔滔黑潮，墙里是日日点名。他给自己制定课表：早操、阅读、讨论、默写，像在给未来预支时间。狱友回忆：“他比看守还守纪律。”

1987年7月，台湾宣布解严。同年冬，他获保外就医。走出绿岛那刻，头发已经花白，却依旧挺直腰杆。据说有人劝他低调些，他摆手笑道：“道理没变，人又能怎么变？”
此后几年，他奔走各地，参与组建统一阵营。学术沙龙、街头演讲、报刊撰稿，凡能发声之处，总能见到那副瘦削身影。1990年，他第一次踏上大陆，站在北京城楼，轻轻摸着城砖，只说了一句：“迟到的归队。”
世事翻覆，个人命运在大时代里不过一叶扁舟。陈明忠却用两次牢狱换来一条笔直航线：从被迫唱《君之代》到主动喊“统一”，不拐弯，不后退。他的经历证明，认同一旦清晰，外部风浪只能推人更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