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三年的柘林兵变。起因是驻扎在广东饶平县柘林澳的明朝水师官兵有五个月没有领到军饷。然后官府又下了调令，让他们离开原防区。士兵群情激愤，大概是认为调防以后两地官府扯皮，自己的军饷会更没着落。于是把来传令的人绑了，开着船径自回东莞老家。到老家后又喊上了一些附近的私盐贩子，直接冲到珠江口，威逼省府广州城讨说法。当地文武官僚一看，哟，军功来了。他们懒得回应士兵的讨薪诉求，直接将其定性为叛军，立刻派兵平叛杀贼。然后大败。只能跑回城里，一边戒严一边摇人。事情闹大，上级的总督和总兵也坐不住了。此时的广东总兵正是抗倭名将俞大猷，他亲自出马指挥平叛。官府进行了三个操作。一是假意和谈，跟讨薪水兵谈判，先稳住他们。二是调兵遣将，趁谈判把附近的明朝部队全部集结起来准备决战。三是借师助剿，因为之前和叛军作战不利，明廷找到了当时东亚质量最好的海军——澳门的葡萄牙人，许诺可以贸易免税，让他们出几艘船参战。在俞大猷周密的布置下，明葡联军大捷，这队水兵很快就被消灭。俞大猷获得赏银十两。这种事在大明也算日常了，没啥特别的，让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里面的配角：跟讨薪水兵一起闹事的私盐贩子。我们知道，明代有专门的灶户，负责煮海晒盐，世代传承。在明初，灶户接近于国企工人，把全部的食盐产出都交给官府，每个月领两贯大明宝钞。随着时代发展，灶户们也贫富分化，穷的另寻出路，富的也只交质量差的盐当官盐糊弄，留下好的自己卖。于是很多灶户就有了另一个身份：开着船到处做生意的私盐贩子。明代执行禁海政策，把像舟山群岛这样的近海岛屿都内迁了，没人就养不了兵，近海区域根本没有像样的执法力量。所以在这时的海上，每个人都是自己船只的第一责任人，每艘商船都要配备武器，每个水手都要准备参加战斗。这些私盐贩子就有了第三和第四个身份：海商/海盗。同行才是真正的死对头，海商也不例外，何况海上没有官府，有仇只能现报。虽然海上的事情一般是海上解决，但地下世界总有见光的时候，海上人群总是打着打着就上岸了。世宗实录回顾倭患起源时就讲了个案子：嘉靖中期，余姚有个谢氏家族长期经营海外贸易，欠了海商很多钱，还不起，就吓唬他们说，你们如果再逼债，我就报官了。海商们又恨又怕，急了眼，干脆组织人手把这一家给抢了，杀了好几个人。等海里的矛盾上了岸，官府就不能不管。而官府想管事就得有兵，那么从哪里招兵呢？是的，从灶户里招兵。因为他们天天开着船卖私盐当强盗，有丰富的航海和水战经验。于是这些海商就有了第五个身份：光荣的大明水师官兵。这就是当时沿海的情况：一个人可能在官方鱼鳞册里是灶户，平时开船卖私盐，顺便倒腾点儿违禁品番货，倒腾过程中犯点儿杀戒也是难免。上了岸还是灶户，等官府来招兵的时候参军吃皇粮，成为大明海军的一员。所以柘林水兵讨薪的时候会找私盐贩子们一起，因为他们都是东莞的灶户，东莞在明清是重要的盐场，入伍了就是水兵，没入伍就还是私盐贩子。哥几个也是讲究人，听见兄弟受委屈了，不管对面是谁，抄家伙就上。从这里出发，我们也可以对嘉靖倭患有更深的理解。我们往往把倭患理解为“想禁海的官府”VS“想走私的商人”，构建他俩的对立面。但实际上情况复杂得多。真要说起来，官府和走私商人就没啥冲突，因为大明的海洋执法力量基本等于不存在。甚至沿海卫所兵自己就是走私的主力，就算遇到倭寇也不会打生打死。一位明代千户的家谱记载他曾经主动释放过倭酋，仅仅是因为和同僚赌气。（这个故事的全貌可参看《被统治的艺术》第三章）就算完全不管，对官府的损失也仅仅是被隔离在贸易之外，天量白银被走私的人赚走。这也合理啊，无代表不纳税嘛，你官府既没有维护海上航行安全，也没有搞什么措施便利海上贸易，凭什么拿这个钱？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中华帝国和海上世界之间并不是完全隔绝的，存在着这么一群兼具“大明臣民”和“海上人群”双重身份的人，他们会因为“海上人群”的身份而作战，但海上战争的后果却意味着（或者波及到）“大明臣民”被杀了。这才是明清两朝“倭患”“海盗”问题的根因。中华帝国的秩序仅限于陆地，而东海和南海是一种国际性的无秩序，一个生机勃勃万物竞发的海上世界。随便有一个沿岸国家开始打仗，就很容易推高整个海域内的军事化程度，进而将混乱外溢到其他国家的海岸上。即便这个起源国家的吃鸡结束了，海上的大乱斗也不一定结束。清代嘉庆年间的华南大海盗明确起源于越南内战，明朝嘉靖年间的倭寇基本上可以认为起源于葡萄牙人北上和日本战国乱世，就是这个道理。清廷在打败明郑之后就迁回去了。康熙七年先展界，初步恢复海岸内的生产生活；康熙二十二年打败郑氏后开界，开放贸易，复垦复界，恢复甚至推进了之前的海疆（比如洪武时废县的舟山群岛，就是康熙二十七年重新屯垦设县的）。用已经习惯于中央帝国管理的臣民取代了原有的小共同体海民，向外伸展了管辖范围，这是清朝前中期东南沿海还算安定的大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