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董竹君爱上了已婚的陈清泉，陈清泉的夫人对她说：“你明知破坏别人家庭的痛苦，为何将痛苦施加于我？”，董竹君愣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事要从更早的年月讲起。
1900年，董竹君出生于上海洋泾浜边的一片贫民窟。父亲是拉黄包车的，母亲靠帮佣维生，一家人挤在逼仄的屋檐之下，勉强度日。

13岁那年，父亲一场重病将这个家彻底压垮。为了凑够医药钱，她被"押"进了四马路长三堂子——上海最繁华的青楼之一。所谓"清倌人"，便是只卖艺、不卖身的卖唱女，这是父亲为她争来的最后一点体面。但青楼是个吞人的地方，体面能维持多久，谁也说不准。
幸而，命运为她留了一扇窗。

彼时，革命党人夏之时常以出入风月场所作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他见到这位面容清丽、眼神里藏着倔强的女孩，心生爱慕，说出了那句改变她命运的话："我喜欢你，我愿意带你走。"
1914年，15岁的董竹君装病出逃，连夜奔赴夏之时，两人在上海租界秘密成婚。那一夜，她从青楼清倌，一跃成为四川督军夫人。她后来在自传里写道，那是她此生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自由的滋味——永难忘怀。

然而，婚姻里的蜜意总是难以经年。
夫妻二人东渡日本，相依相伴四载。董竹君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苦学四年，修完了整套理科课程。彼时的她，少年意气，锦绣前程似乎就在眼前铺展。

但回国之后，现实却与理想渐行渐远。1927年，夏之时被解除职务，一朝从权倾一方的督军沦为无所事事的闲人。他开始以搓麻将、抽大烟打发时日，脾气也愈发阴晴难测。董竹君患肺病疗养的三个月里，他竟一次未曾探望；长女出麻疹危在旦夕，她独守床前熬了四十个昼夜，丈夫回头反指责她耽误了家务。
两人已是形同陌路。

1929年，董竹君带着四个女儿，毅然出走四川，独赴上海。夏之时在身后撂下一句话："你要是能在上海滩站住脚，我夏之时就用手板心煎鱼给你吃。"这句话，像一根刺，也像一把火。

彼时的她，已是众所周知的"督军前妻"，身旁跟着四个孩子，囊中几乎空空，上海滩的风言风语如影随形。她周旋于警备司令杨虎、黑帮大佬黄金荣与杜月笙之间，靠着一口气和无数个不眠之夜，硬生生在那片滩涂上站稳了脚跟。

1935年，锦江菜馆开张。她亲自设计布局，亲自把关菜品，将川菜的色香味形与日式、西式的精巧格调融为一炉。不出数年，锦江声名大噪，连当时盛极一时的粤菜馆都望尘莫及，整条华格臬路因锦江而变身为上海最热闹的美食街。

正是这段时期，上海局势日趋险恶，日寇的阴影笼罩这座城市。1931年，董竹君曾远赴菲律宾马尼拉，为扩充厂房招股筹资，前后积累了一万元左右。也正是在南洋，她结识了彼时担任菲律宾华侨抗日战争后援会主席的陈清泉。

二人相见恨晚，常聚在一起纵论国事。帝国主义列强的蚕食，一纸纸屈辱条约的累积——从《南京条约》到《马关条约》再到《辛丑条约》，中华大地早已千疮百孔。两人彻夜长谈，达成共识：唯有共产主义，方能救中国。
这是一段超越儿女情长的情谊。

1940年，上海局势恶化，陈清泉特意邀请董竹君前往厦门暂避。她思量再三，终于同意，却因局势混乱一时购不到船票，最终不得不托陈清泉的干弟弟走"黄鱼"——也就是偷渡，才辗转抵达厦门。
流亡菲律宾期间，陈清泉不顾路途遥远赶来相见。两人共同商议，打算在马尼拉筹办锦江分店，以饭馆为掩护，为革命建立一处隐秘的据点。谋划既定，陈清泉便匆匆踏上归程。

然而，就在此时，太平洋战争骤然爆发。日军铁蹄踏遍南洋，陈清泉被困于战火之中。日本人找上了他，要求他辞去抗日后援会主席的职务，向所谓"大日本帝国"效忠。
他拒绝了。
就这样，陈清泉在日军的枪口下，慷慨就义。

正是在陈清泉夫人上门那一日，董竹君才终于明白，有些话，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楚的。
她与陈清泉，是志同道合的友人，是乱世里彼此看见的知己，却自始至终，未曾踰越分毫。而陈清泉夫人的那句质问，与其说是控诉，不如说是一个妻子最深沉的悲恸——那是战争夺走一个男人之后，留给所有相关之人的无声哀号。

董竹君从此愈发清醒地意识到，她所信奉的，绝不止是个人的命运抉择，而是一个民族从屈辱走向尊严的漫长征途。1951年，她将十六年呕心沥血、市值逾15万美元的锦江两店，悉数无偿捐献给国家，合并成为新中国第一家国宾馆——锦江饭店。1972年，中美两国在锦江小礼堂发表《中美联合公报》，这座由她一砖一瓦建起的饭店，从此见证了历史。

一个出身贫民窟的女孩，靠着自己的智识与骨气，在那个吃人的年代里，书写了一段旁人以为绝无可能的传奇。
1997年12月6日，97岁的董竹君安然辞世。
她这一生，经历了清末的凋敝、军阀的动荡、日寇的铁蹄、内战的烽烟，却从未有一刻向命运俯首。她的骨子里，藏着一句未曾说出口的话——我这一生，不是命运给的，是我自己争来的。
【主要信源】
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