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在晚年曾透露彭德怀的一件往事，他为此事如此着急，其背后原因其实与这件事有关
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停战协定墨迹未干，彭德怀站在朝鲜半岛的残垣之中，被美军上空呼啸而过的喷气式战机搅得耳膜作痛。那一刻，他忽然意识到，旧式火炮和轻武器再怎么拼命，也挡不住超音速时代的钢铁风暴。
志愿军野战医院的战报写着：敌机一轮扫射，前沿阵地损失过半。弹坑边的年轻通信员悄声抱怨：“要是咱们也有远程火箭就好了。”彭德怀只是抿着唇，挥手让大家先撤，他把那句抱怨记在心里。回国途中，他在海参崴的甲板上看着灰蓝色的海，脑子里盘旋的却是“导弹”两个字。

几乎同时，几千里外的广西崇山深处，地质队员在一块黑色矿石上测出异常辐射。铀矿！消息北上，一周后摆在中南海会议桌。周恩来沉吟良久，轻敲桌面：“材料有了，方向就不许再犹豫。”钱三强当即受命整理报告，准备向书记处作系统汇报。
1955年1月15日，夜已深，灯火仍亮。毛泽东听完汇报，只留下一句话：“要做，就要快。”文件盖章后没几天，钱学森结束一路辗转回到北京。彭德怀专门把车开到机场。车轮刚停，便迫不及待地问：“多久能让火箭飞起来？”钱学森掏出随身草图答：“理论上三年能见样机。”两人对视片刻，谁也没再说客套话。

二月下旬的国防部作战厅热气蒸人。彭德怀展开地图，指向内蒙古荒原：“这里够空，做靶场。”身旁军工专家还在犹豫，他已拍板：“人、料、钱，先送进去再说。”聂荣臻随后被推到一线，带着二十兵团的番号悄然北上——军号改口是保密需要，骨子里仍是打仗的那股子劲。
“老彭，这弹要是走岔了呢？”试验场临建板房里，有工程师压低嗓门。彭德怀放下搪瓷茶缸：“怕炸？怕炸就更要做，天天被人家炸才叫真怕。”一句话，屋里再无人回声。此后一年多，方圆数百里的戈壁不见炊烟，只见测风塔、雷达罩和一座座土坯营房拔地而起。

1959年盛夏，苏联专家登机离华。舱门合拢时，赫鲁晓夫的最后一句话传来：“你们恐怕二十年也做不出原子弹。”隔日清晨，聂荣臻赶到试验场，手里多了一叠崭新的任务书。撤援的背后是封锁，也是倒逼。没有回头路，只能往前闯。
三年后，中央专委会把核爆时间定在1964年。那天凌晨，罗布泊沙石漫天，指挥所里气氛却近乎冷静。“万一失败？”工作人员小声请示。有人答得干脆：“炸不成，国家承受；炸成了，天下少挨炸。”14时59分，蘑菇云升起，地动如雷，却没人欢呼，众人只是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1966年10月24日，第一枚装有真实战斗部的中近程导弹飞出沙场，精准命中预定区域；1967年6月17日，氢弹空爆成功，爆心光球如白昼，纪录仪闪瞎了好几位技术员的眼。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越过地平线，用播音员的普通话告诉世界：那片沉默的土地，有了自己的太空坐标。
回望这条路，诞生于战火的忧虑一路催逼，资源发现提供原料，中苏裂隙反促自强；政治家的决断、科学家的公式、士兵的铁锹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滚动，才换来那串密布时间表的“第一次”。彭德怀在后来的公开讲话里只淡淡一句：“打过仗的人都知道，挨打滋味不好。”这份着急，于是化作巨响，写进了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