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一个地主，半夜摸进柴房，对着一个被捆着的地下党，不说废话，匕首"噌"地一下割断绳子。然后掏出几块袁大头和一枚金戒指，塞过去，压着嗓子说："记住我的脸，我叫郭良知。将来要是天变了，你得站出来，替我和我一家人说句话。"

郭良知这个人不是英雄，他自己也清楚。扬州月塘乡的人都晓得，郭家名下三百多亩地，弟弟在县里坐着参议员的位子，侄子在乡公所当乡长，这家人在地方是踩着地说话的角色。

1940年10月，新四军在陈毅、粟裕带领下打赢了黄桥战役，一仗歼灭国民党苏鲁战区韩德勤部逾万人，从此在苏北站稳了脚跟。根据地随之向扬州周边延展，月塘乡一带成了游击区和日伪占领区之间的夹缝地带。

那几年，陈毅反复强调，苏中苏北的工作必须团结开明士绅，不能把地主一竿子打死。中共中央1941年颁发的土地政策也写得明白：抗战期间只推行减租减息，不没收土地，目的就是换取地方有产阶层手里的粮食、情报和人力。

郭良知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始往根据地运粮的。不是被逼的，是他自己点的头。日伪占领那几年，苛捐杂税压得乡里透不过气，郭良知心里慢慢有了比较——新四军进驻的地方，军纪严，不扰民，传过来的消息跟其他武装完全不一样。

几次粮食悄悄转运之后，郭良知和县里的地下联络员算是搭上了线，这条关系，他从没跟任何人提过，连家里人都不知道。

到了1947年，苏北的局面骤然紧张。国共内战全面打响，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苏北根据地，华东野战军主力西移，部分县乡出现了短暂的权力空档，还乡团趁势大批涌回来。

还乡团这支力量，来历不简单。抗战结束后，大批曾流亡在外或倒向日伪的地主、旧保甲长跟随国民党军队返乡，带着枪，打着"清共""清乡"的旗号，专门清算此前土改中分了土地的农民和留守的共产党基层干部。

《江苏省志》及中共苏北区党委的工作报告均有记录，仅1947年至1948年间，苏北各县被还乡团杀害的农会干部、党员就以千计。还乡团的成员构成复杂，既有国民党正规军的地方协防队，也有各地地主自筹的私人武装，内部裙带关系盘根错节，团丁和地方旧势力本就是一家人。

农会会长朱玉和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被还乡团团丁赵元和抓住的。赵元和是月塘乡本地人，跟郭良知家族粘着远亲。

郭良知听到消息，掐着时间赶到路上截住了这队人。朱玉和被五花大绑，浑身血迹。郭良知叫住赵元和，喊了声"表弟"，让人摆上茶，拉了一堆家常，硬是把这队人留在田埂边磨时间。

赵元和这人爱喝酒，郭良知知道这一点，酒端上来，这顿磨了不短。趁着人喝得七八分，郭良知才摸进了柴房，有了开头那一幕。

朱玉和跑了。赵元和发现后大怒，拔出枪要拿郭良知问罪。郭良知站在那里，扔出一句话："你知道我弟弟是谁吗？你敢动我一下试试看。"赵元和最终没动手——郭家背后那张关系网，他真惹不起。

老子在《道德经》里讲："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郭良知大概没细想过这句话，但那天摸进柴房的举动，偏偏就是这个道理的注脚。救人是在给自己留条后路，还是真的厌倦了还乡团的嘴脸，郭良知自己也未必分得清楚。

事后，郭良知把这件事压下去，继续在乡里过日子。朱玉和重新投入队伍，两个人从此断了音讯。
1950年，土地改革的浪头打过来了。三百多亩地，弟弟是参议员，侄子当乡长，这三样叠在一起，成分怎么定，工作队一到便有了方向。

按照当时颁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政治关系是加重认定的重要因素，郭良知的情况极有可能被归入恶霸地主或反动地主一类。那个年月，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乡里的人心里都清楚。

走访期间，老长工、佃户倒是说了些实话——郭良知收租从不超七成，灾年主动免租，1946年饥荒还拿米出来救过人。但这些能不能压住那顶帽子，谁也没把握。

郭良知等着裁决，心里装着什么，外人看不见。那句"记住我的脸"，当年是在漆黑的柴房里压着嗓子说的，到了1952年，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