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讷骑三轮车买菜，厂长认出后要免单，她却转身走了。
她不是不想省那几十块钱，而是几十年来，从来没把自己当过“特殊的人”。
1984年在顺义一个三轮车厂，没人举相机，也没人喊名字，就一个中年女人站在车间门口看车，穿蓝布衫，头发剪得齐耳，手揣在袖口里。厂长凑近一瞧，愣住了，话没出口先红了脸，赶紧说：“这车，送您！”她没笑，也没点头，只轻轻说了句“不了”，转身就出了大门。

这事后来有人提，她说得简单：“我买的是车，又不是身份。”她中学在育英住校，吃饭打饭排队，冬天自己洗袜子；大学休学养病，父亲没托人找关系，只写信说“慢慢养”。文革时她用笔名“肖力”在报社干活，同事多年不知她是谁家孩子。
她不靠脸吃饭，也不靠姓氏办事。退休后住北京老式单元楼，五层没电梯，她每天拎着菜篮子上下。冬天买白菜，夏天买煤块，都排队。有邻居说她像毛主席，她低头笑笑，说“像不像，不归我管”。

那回从车厂出来，第二天她去了另一家店，掏钱、签字、推车走人，票根还留着。不是较劲，也不是赌气，就是觉得——该给的钱，一分不能少；该走的路，一步不能绕。她儿子王效芝后来捐钱修校舍、帮灾区运粮，也从不上台讲话，不挂名字。
有人觉得她清高，其实她只是怕“特殊”两个字一旦开口，后面就全是破口。她父亲临终前没给子女留房没留钱，只留下一堆书和几箱子旧衣服。她把书捐了，衣服洗了，自己穿了二十年。

2008年她当全国政协委员，开会那天穿灰夹克，袖口磨了毛边，笔记本上字密密麻麻，全是农民看病、菜价涨跌的记号。散会后她自己坐公交回去，车上没人让座，她也没抬头看人。
那辆三轮车早没了，可她推过的车把，还留着一点旧漆。
她没说过一句“我要传承什么”。
她只是活成了那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