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聂荣臻，刘伯承，张鼎丞，蔡畅，周建人等5位副委员长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交的辞职信。当时，为推动领导干部的新老交替，实现干部制度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这些老同志主动提出退出领导岗位！

一九八零年九月十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几份辞职请求被摆到台面。
聂荣臻、刘伯承、张鼎丞、蔡畅、周建人，这五个名字放在一起，分量很重。可他们那天做的事，不是争位置，不是添职务，而是把手从椅背上慢慢松开。权力握久了会发烫，松开时也会疼。

那不是普通的退场。五位副委员长主动离开领导岗位，给后来人腾地方，也给一套新制度让路。会议厅里也许没有什么戏剧性的场面，文件一读，程序一走，纸页翻过去。可纸面底下压着的，是干部队伍多年积下来的老问题：人太多，层太厚，年纪偏大，年轻干部挤不进去。

一九七九年前后，机关里的椅子确实有些满。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委，正副部长、主任平均十人以上；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平均十七人，政府领导成员平均超过十一人。有的省，正副省长二十多人。人名排成一长串，看上去热闹，办事却容易打转。一个批示转几道手，一个会议坐满半屋子人，真正往前推事的人，未必就多。

年纪的问题更硬。
中管干部中，六十岁以上占百分之五十点五五，六十五岁以上占百分之二十六点七。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年龄在六十一岁以上。

老同志有经验，见过风浪，眼神里有定力，这一点不能抹去。可国家刚从长期混乱里往外走，经济建设要起步，机构要理顺，干部要重新排队。旧经验能压阵，却不能替年轻人把路全走完。

邓小平看得很急。他不爱绕弯子，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同海军有关同志谈话时，把话讲得像大白话：庙就那么多，菩萨也只能有那么多，老的不退，新的进不来。

话糙，理不糙。
领导岗位不是祖传宅院，不能一住到底。到一九八零年二月，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党章修改草案，废止领导职务终身制被正式摆上桌面，这等于给旧习惯敲了一下钟。

陈云也在动。他想得细，不只是说“让年轻人上”，还得让年轻人见事、练手、扛担子。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议成立中央书记处，让比较年轻的干部走到中央工作一线。胡耀邦进入书记处，就和这样的安排连在一起。

一九七九年三月，陈云又提出找四五十岁的干部到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当“后排议员”。坐在后排，听起来像陪衬，实际上能参加讨论，能接触大政方针。

到一九八零年八月，干部选用的四条标准被明确提出来：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十六个字不花哨，落到人事上却很锋利。

年轻干部要上来，老同志就要有人退；知识和专业要被看见，过去单靠资历排队的习惯就得松一松。水电部老部长刘澜波主动让位，还推荐五十一岁的李鹏担任部长。邓小平特意表扬他。让位这个动作不大，可比许多豪言壮语都难。

难就难在这里。退一步，说起来像风度，真做起来牵着利益，也牵着脸面。胡耀邦说过，近几年提拔一些年轻人，阻力很大。有人担心年轻人压不住阵脚，有人舍不得熟门熟路的权力，还有人嘴上讲公道，心里惦记自己人。邓小平批评过任人唯贤和任人唯亲的问题，也把干部新老交替称作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没有硝烟，刀口却贴着人情和惯性。

一九八一年五月，陈云写下《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送给邓小平、胡耀邦和宋任穷。一个月后，他召集中组部、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座谈，推动形成关于老干部离退休问题的纪要，明确说离休、退休制度是根本办法。

靠几个人高风亮节，能带一阵风；要让风一直吹，得靠制度。

制度的台阶随后铺出来。
一九八零年九月二十九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
一九八二年二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实际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被打破。文件给年龄划线，部长、副部长和省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干部，正职一般不超过六十五岁，副职一般不超过六十岁；司局长一级一般不超过六十岁。

老同志退下来，还能以顾问形式发挥作用。一九八二年九月以后，县以上各级顾问委员会陆续产生。它像一座窄桥，一头连着老同志的经验，一头连着年轻干部的前路。

一九八三年六月，变化已经落在账面上。
全国省区市领导班子人数由六百九十八人减到四百五十二人，减少百分之三十五；平均年龄从六十二点二岁降到五十五点五岁；五十五岁以下成员从百分之十五升到百分之四十八；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从百分之二十升到百分之四十二。

新提拔省级干部二百零一人，占新班子百分之四十四，多数是中青年干部，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占百分之七十一。

那几份辞职信，后来大概安静地躺进档案里。

纸会旧，墨色会淡，可那个动作还在：老人把座位让出来，年轻人低头接过担子，走廊里有人收起文件夹，脚步声一阵一阵，往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