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去世十三年后，一位江西农妇自称是其妻，蔡畅表示应该给予适当关心吗？
1985年11月，赣东山区气温骤降，村口邮递员举着一封挂号信找到了68岁的赖月明。她接过信，摩挲半晌，只说一句：“总算能试一试了。”这封信写往北京，收信人是时任全国妇联名誉主席的蔡畅。信里，她再次说明身份——中央苏区时期经组织批准的陈毅妻子。
赖月明的故事，要从更早的一个冬夜说起。1929年，她14岁，被父母许配给远房表兄。迎亲那天，鞭炮声震天，她却趁夜色翻窗而逃。被追回挨了一顿木棍后，她在祠堂跪了一昼夜，仍不开口认命。第二天清晨，她拖着肿胀的膝盖跑向邻县的红军招募点。那年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正如火如荼，妇女也开始“抡镰刀、写标语”，她就这样走进了队伍。
在瑞金，赖月明和几位女兵被编入县委妇女运动委员会。蔡畅常到这里上课，黑板是一块刷白的门板，粉笔是木炭条。课间，蔡畅问她：“字识得多少？”赖月明低头答：“认得自己的名字。”蔡畅笑了笑：“革命要靠枪，也要靠纸墨，跟我学。”从那以后，夜里寂静，油灯跳动，二人共读《妇女解放》手抄本的情景成了赖月明记忆中最暖的一幕。

1932年，陈毅因腿部负伤，被组织安排留守苏区疗养。他常去妇女委员会做动员，谈到战局时语速极快，四川口音却鲜明。赖月明第一次听得发愣，同伴推她，她才回神。半年后，党组织撮合两人，婚礼简单，战友们围成小圈唱《十送红军》。赖月明问陈毅：“真有工夫成家吗？”陈毅摆手，“革命路上，结的是同志情，别怕。”
长征形势日紧，主力部队北上前夕，陈毅伤未愈，无力远行。赖月明缠着非要随行，陈毅却说：“你走，跟部队安全。我留下，伤好再追。”晚上山风凛冽，两人倚着土墙坐到天亮，无话。临别前赖月明哭了，陈毅只递给她一只旧钢笔，“写信，别断线。”然而战火很快吞没通信线路，两人此后音信全无。

回到家乡后，赖月明被乡保长盯上，父母为保全她，谎称女儿已投井。为了不牵连家人，她隐姓埋名，在游击区做联络，直到1943年与一位伤残红军方某共同生活。她心里清楚，这段婚姻只是彼此扶持的方式。对方问过：“要是陈司令哪天找来呢？”她沉默片刻，“那也认命。”
1956年秋，她到县百货社买布票，墙上一张大幅照片扑入眼帘：开国元帅授衔仪式，陈毅左肩五星赫然在列。她愣在柜台前，店员提醒才回过神。当天夜里，她把那只掉色的旧钢笔翻出来，握了又放下——北京太远，身份又模糊，信该往哪寄？她终究没动笔。

1972年，陈毅在北京逝世。噩耗传来，江西深山的一户农舍里，赖月明隔窗看雨，脸色木然。村邻说，她那天整整坐到鸡叫。
直到1985年，她才决定写信。信里不谈情分，只列三件事：一，恢复党籍；二，安排工作给小儿子；三，希望能看一眼陈毅墓。蔡畅收到信已是夜里，她对秘书说：“这妹妹当年在苏区可是一条硬汉。”停顿片刻，老人嘱咐，“回函，要实在，能办的就办。”
江西省里很快派人下乡核实。工作组带来昔日的入党登记表、婚姻批准文件，还有妇女委员会名单，字迹褪色却依稀可辨。调查结束那天，村口晒谷场上，工作人员低声对她说：“组织记着你的功劳，会照顾。”赖月明没有激动，只是点头，反复把那几张发黄的纸贴身收好。

补发抚恤金、安排儿子进了县供销社、逢年过节有人上门慰问——这就是“适当照顾”的全部内容。有人替她惋惜，觉得与元帅结发却未享半点荣耀，她却在堂屋墙上挂起那张复制的授衔照片，说得云淡风轻：“那是他走他的长征，我走我的长征。”
战争年代的婚姻，如同行军壕沟，随时可能被炸断。组织制度尽力维系，却难敌硝烟、伤病和信息的断裂。陈毅与赖月明这段尘封的结合，只是千百对革命夫妻的缩影——牺牲的不只是生命，还有彼此相守的可能。八十高龄的蔡畅最终没有机会与赖月明再见，她托人带去一句话：“老战友的路，党永远记得。”赖月明抚着胸口那支早已干涸的钢笔，微微颔首。外头槐树落叶沙沙，她却没有再写第二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