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年前，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三十万人花了十年时间，花掉了将近七千万块钱。你猜怎么着？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贪污，没有一个人挪用。

这说出来像天方夜谭，可它就真真切切地发生过。

林县那个地方，缺水缺到了啥程度？说个事儿你就明白了。有个刚过门的媳妇，大年三十去接挑水的公爹，天黑路滑，一担水全洒了。这媳妇觉得没法活了，居然在除夕夜上吊死了。一担水，一条命。

1960年，实在活不下去了，林县人决定去山西劈山引水。可那会儿县里一年的财政收入还不到七百万，要干的这个活儿，预算七千万。

钱从哪来？自己挣。县里组织工匠外出打工，硬是挣回了一千八百万。水泥不够？自己烧。炸药不够？拿硝酸铵拌锯末自己碾。石灰不够？百分之百自己烧。十年下来，光是材料费就省下了一千二百多万。

但比省钱更难的，是管钱。

你想啊，几万吨物资，好几万人经手，长达十年，随便哪个环节伸伸手，那就是天大的窟窿。可红旗渠偏偏就做到了干干净净。

为啥？规矩细得吓人。指挥部开工具备了八项纪律，后来又陆续出了四十多项配套制度。领个工具要走手续，月底全部清点，无故弄坏了照价赔偿。干部出差凭介绍信才能买饭票，没介绍信掏钱都不卖给你。

最绝的是干部和群众的权利倒挂。干活的时候干部冲在前头，定任务时干部干五米才给群众定四米。可到了分粮食补助的时候，民工补二斤，干部只补一斤半，后来降到一斤二两。

有个副县长叫马有金，常年在工地，晒得跟黑铁塔似的，群众都喊他“黑老马”。一次他去村里检查工程，跟大伙一块儿抡大锤。扶钎的老乡一紧张，一锤砸在他手上，顿时鲜血直流。马有金愣是没事人一样，擦了擦血接着干。他母亲病重时，三次从家门口路过都没进去，直到老人家去世才请假回家奔丧。

还有一个叫任羊成的，专门干最危险的活儿——腰上拴根麻绳，从几十丈高的悬崖上吊下去，把松动的石头一块块清除。一次作业中，一块落石砸掉了他四颗门牙。他拔出腰间的钎子，把砸倒的牙齿别起来，吐了口血水继续干活。他腰上磨出的血疤一层压一层，最后都磨成了死肉。

最让人心疼的是技术员吴祖太。他是科班出身的设计骨干，整个工程的技术重担全压在他身上。1960年3月的一天傍晚，隧洞出现裂缝，工人们跑来喊他。吴祖太放下刚端起的粥碗说：“趁着天还亮，我进去想想办法。”他进去不到八分钟，塌方了。等大伙儿刨出来，人已经不行了，才二十多岁。

他是家中独子。那年大年初一刚办的婚礼，初五就回了工地。新婚妻子几个月后在去看他的路上，为救两个小学生不幸遇难。吴祖太连老家都没回去报丧，直接返回了工地。送他走那天，老司务长给他包了一碗饺子，摆在他遗体前，哭着说：“孩子，我答应让你吃顿好的，没想到你是饿着肚子走的。”

十年的时间，八十一人牺牲，最大的六十三，最小的才十七岁。

水终于流进了村的那天，全村人在渠边排成两行，让出一个位置，让一位母亲坐下。她的丈夫是第一批修渠的人，上工地三个月就被飞石击中牺牲了。她把丈夫安葬后，第二天就把才十三岁的儿子领到了工地。公社的人说孩子太小，她说：“渠里不来水，他爹合不上眼。让孩子接着干吧。”

那孩子叫张买江，在工地上干了整整九年，从烧水送饭一直干到最危险的爆破。

母亲用丈夫生前获奖的搪瓷缸，从渠里舀起第一缸水，点上一炷香，轻声说：“他爹，你儿子把你没有引过来的水，引到了咱家门口。这第一缸水，给你喝。”

她在渠边坐了一天一夜。天快亮的时候，人们终于听到了一个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号。

六十多年过去了，红旗渠的水还在流。当年的每一笔账，至今完好地躺在纪念馆的展柜里，精确到几角几分。有一位干部，怕自己用公家废箱子装衣服的事儿说不清楚，愣是把买箱子的收据贴在箱子盖里头。

那张收据，至今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