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就足以被人记住。而钱君匋这个人，偏偏把好几件事都做到了极致。

他二十出头的时候，在开明书店当编辑，干的是给书“穿衣裳”的活儿——书籍装帧。那时候上海滩的文化人，排着队找他设计封面。郁达夫想请他，又是送点心又是请吃饭，就为了套近乎。巴金的《灭亡》那封面，简洁却有力量，据说一个初中生看了之后记了几十年，后来知道是钱君匋设计的，崇拜得不得了。鲁迅有一天逛书店，看见一本新诗集，一眼就被封面勾住了，一问作者才二十出头，连声说不错，有自己风格，努力下去不会错。

那时候上海文化圈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钱封面”。

可你要是觉得他只会画封面，那就小看他了。这人写书法，七十岁后自创一体，把汉碑、汉简、篆书、草书揉在一起，叫“钱隶”。复旦大学的“逸夫楼”三个字，就是他题写的，平稳内敛，不张不扬，刚好压得住那栋大楼的气势。他刻印章，一生刻了两万两千多方。年轻时拿给吴昌硕看，老先生说话不客气，说“太嫩了”，鼓励他刻个一二十年就好了。他真就刻了一辈子。到后来，有人说他收藏的吴昌硕印章，比西泠印社还多。

他还开过一家出版社，叫万叶书店。1938年在上海创办，六个人每人出了一百块银圆。一开始没钱，就搞了个“欠账销售法”，先把货赊给学校，卖完再结账，硬是杀出一条血路。后来专做音乐书籍，出了两百多种，成了中国最早的专业音乐出版社之一。再后来公私合营，他的书店变成了人民音乐出版社的一部分。

这人还有一个本事——收藏。他收东西那劲头，近乎偏执。他特别喜欢清代画家金冬心，有一个系列的画一共十幅，他前前后后买到了九幅。最后一幅，被他远房兄弟、一个大书画商捏在手里，一口价一百六十块大洋，一分不少。他咬咬牙买了。付完钱，兄弟笑着告诉他，前面那九幅也是我卖的。他愣了一下，然后说，就算早知道，我还是会买。

就这么一个人，到了晚年干了一件大事——把自己一辈子攒下的文物，无偿捐给了家乡。据说差不多有五千来件，其中光是清代画家新罗山人的画就有一百多幅，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这三大家的印章各有一百方以上。1985年，桐乡县政府派人到他家里登记造册，整整干了二十天。然后建了一座艺术院，专门安放这些东西。

可就是这样一个风光了一辈子的人，心里却压着一块石头，到死都没搬开。

1974年，他收到一封信，是恩师丰子恺写来的。信上说得极重，说没想到你竟然检举我，从此恩断义绝，各走各的路，我们家不欢迎你。

钱君匋年轻时在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读书，丰子恺是他的绘画老师。毕业后他编的第一本书，就是丰子恺的《音乐入门》。两人师生情谊几十年，忽然间就这么断了。

其实是个误会。那时候单位里有人拿了一本册页，让他请丰子恺作画，丰子恺画完，另一个人又拿去请别人画。结果那人出了事，册页被一起抄走了，丰子恺的笔墨留在上面，成了罪证。丰子恺以为是钱君匋设的局，咽不下这口气，写了绝交信。第二年，丰子恺就因病去世了。

钱君匋想解释，可那个年头，有些事情根本没法开口。他写了一首诗悼念恩师，里面有四个字——“难雪此冤”。

这口冤，他背了将近二十年，直到自己九十二岁去世。

一个人能装点多少人的门面，能刻多少方印章，能写多少幅书法，能收藏多少件文物，最后发现自己最在乎的那件事，永远没办法说清楚。这大概就是钱君匋这一辈子最让人唏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