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瓷器产自湖南醴陵，毛主席家乡的瓷器。”彭湃把一套“红梅竹”图案的鸟鸣酒具递给普京总统时，特意补了这句话。

普京点了点头，用他那标志性的沉稳语调说：“我知道，毛主席的故乡是湖南。”

这是2026年5月20日的事。彭湃是湖南的工程师，为了这次见面，他和朋友罗玉其商量了很久该送什么礼。罗玉其是收藏家，手头就藏着毛瓷，本想捐出来，可莫斯科那边传话回来说：太贵重了。不是客气。2013年香港拍卖会上，一套毛瓷四季花碗拍出过800万。这个价码当礼物送出去，谁都接不住。

最后选中的这套鸟鸣酒具，出自醴陵永胜瓷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物件，釉色清亮，瓷壁薄得能透光。说起来，它跟毛瓷算得上同门师兄弟——一个窑火里烧出来的，基因没变。

其实醴陵瓷跟毛主席的缘分，远不止这一件。1958年，湖南陶瓷研究所接到个紧急任务：试制一批茶杯。两个月的工夫，反复改了好几轮，6月20日省委回电说，毛主席很满意。这批杯子后来被叫作“胜利杯”。从那时起直到1974年，醴陵前前后后给主席做了1500多件生活用瓷。最贴心的是他晚年那批四季花瓷碗。老人家那时候端不动厚碗了，醴陵特意烧了轻薄的，一碗一碟都薄得跟纸似的。管家吴连登后来说，主席就是用着家乡的碗，喝完了最后一口汤，吃完了最后一口饭。

这话听着让人心里发酸。

不过话说回来，醴陵这地方烧瓷的本事，可不是一天练出来的。1906年，清政府官员熊希龄和举人文俊铎在城北姜湾办了所瓷业学堂，请的是日本技师，教的是现代工艺。不到两年工夫，就弄出了玛瑙红、海碧、草绿、艳黑、褐色五种高温釉下彩颜料。后来那段历史断了档，直到1955年毛主席亲自过问，才重新把老师傅们找回来，把釉下五彩的手艺续上了。

吴寿祺就是那时候重新出山的老师傅之一。他有个徒弟叫邓文科，跟着他学了釉下五彩的绝活，后来自己也成了国家级传承人。邓文科在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干了一辈子，1996年才退休，主持设计的就包括毛主席用瓷。2018年老人走了，2024年湖南工业大学给他开了个艺术馆，算是个念想。

如今还在接班的还有年轻人。今年5月，南宁工艺美术展上，两个醴陵籍的研究生拿了金奖和银奖。巧的是，两个人都是国家级非遗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在校学生顶着传承人的头衔，这在行业里不多见。还有申彬，女匠人，陈扬龙窑的第四代传人，花了二十三年磨出一种新色料，今年刚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她说过一句话挺实在：陶瓷有72道工序，每道都有门槛，得长期泡在里面才能摸到门道。

别以为醴陵瓷只活在博物馆和国礼名单里。事实上全世界每4个杯子里头，就有1个是醴陵产的。日用瓷九成出口，一年就是二十多个亿的买卖，卖到150多个国家。电瓷更厉害，连续十五年出口全国第一，行内有句话叫“凡有电网处，必有醴陵瓷”。

这两年还有个新鲜事，叫“捡瓷器”。醴陵有些陶瓷厂把完完整整的杯子盘子摆出来，一块钱三块钱就卖，年轻人开着车跑来淘货，有人专门做直播带货，一个村子一年能卖出五百万。2024年全市电商销售额快十二个亿了，九成五是陶瓷。过去是靠政府采购吃饭，现在是八成都走市场，路子彻底转过来了。

当然也有难处。美国关税一波动，对美订单就往下掉；欧盟那边可能要把反倾销税提到79%。外面大环境不好，日子没那么好过。

可窑火还是得烧。从清末的瓷业学堂，到群力瓷厂万人大厂的辉煌，再到后来改制停产的阵痛，如今老厂区变成了文保单位，厂房里头还码着几千件当年的瓷器，整整齐齐像兵马俑一样。那段历史没散，就是换了个方式活着。

彭湃送出去的那套鸟鸣酒具，这会儿大概已经摆在莫斯科某个地方了。隔着八千公里，它安安静静地讲着一个关于家乡、手艺和窑火的故事。

就像当年毛主席站在远处，端起一只醴陵碗，轻轻说了一句：家乡的瓷器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