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陈永贵在北京病逝，骨灰按遗愿送回大寨，但这场本该最朴实的乡村送别，因为一个灵棚，走了样。

陈永贵是山西昔阳县大寨村人，1948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那时大寨是靠救济粮过日子的穷山村，土薄石多，山坡上亩产不过百十来斤。他带着全村人用了五年时间，把太行山坡上的石头地一块一块改成梯田，整出八百亩稳定耕种的农田，1958年亩产突破五百斤，是以前的好几倍。

1963年洪水冲垮梯田，上级送来救济粮，陈永贵没有接受，带着村民重新修复，那年秋天，大寨不但没动用国家一粒救济粮，反而多交了二十四万斤粮食。这件事传到中央，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了大寨经验，"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从此传遍全国。

陈永贵后来走进国务院，1975年担任副总理，但生活方式始终没跟着地位一起变。配给他的专车基本不用，出行多坐公共交通。退休后搬进北京木樨地的楼房，每天早晨锻炼完了拿起扫帚，把楼道从顶层扫到底层，阳台上辟了块地种玉米，用心程度不比在大寨的地里差。

1985年8月，他被确诊为肺癌，住进北京医院。确诊之后，他提出不再接受治疗，理由是不想耗费国家医疗资源。临终前，他问身边的人，四十块钱在大寨够不够选一块坟地。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去世，七十二岁。

消息传回大寨，正值春耕时节，村民们放下农具，当晚把灵棚搭了起来。竹竿撑着白布，正中摆上遗像，供桌前一盏长明灯，这是当地几百年传下来的送别方式。第二天，昔阳县方面来人说这是封建迷信活动，要求立即拆除，并传达了明确态度：灵棚不拆，县领导不参加祭奠。

郭凤莲那时不在村里，接到消息后赶了回来。她在大寨工作多年，年轻时因为干活不输男人被叫做"铁姑娘"，后来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是陈永贵的重要助手。

面对县里的要求，她没有表态立刻拆除，而是明确拒绝在夜里悄悄撤棚，意思是等天亮再说。当晚，村民守在灵棚旁边，没有散。第二天清晨，灵棚拆了，但昔阳县的领导班子，最终一个都没有来。

这件事放在1986年的背景下，有它的逻辑。改革开放推进之后，农村工作重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大寨作为全国农业典型的那段历史，处于一个说起来绕不过、不说又是常态的位置。县领导的处理方式，代表了当时相当普遍的一种态度：对于这类历史遗留的场合，能不正面介入就不介入。

但大寨村民不管这些，他们守着灵棚，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就是觉得这个带着大家改了半辈子地的人，值得这样一场送别。

陈永贵的骨灰按遗愿运回大寨，安放在虎头山。没有高规格的官方仪式，但自发赶来送别的人把山坡都站满了，其中不少是从晋中各地赶来的。

郭凤莲后来继续留在大寨。1991年，她重新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带着村民办企业、搞旅游，把这个一度沉寂的村子重新带出了困境。如今大寨是全国红色教育基地，当年那些石块垒起的梯田还在，几十年风化下来，田埂反而越来越厚实。

说几句自己的看法。

陈永贵的历史评价，至今仍有争议。大寨运动在那个特定年代被过度政治化，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农业实际，这是历史记录中明确写着的，无须回避。

但有一些东西不会随时代改变。那八百亩梯田是真实存在的，1963年洪灾年份多向国家交粮二十四万斤有案可查，他在北京每月扫楼道、出行不用专车，这些都是有据可考的记录。把一个历史人物简单地盖棺定论，往往会忽略掉这些具体的东西。

灵棚争议折射的，是那个年代一个普遍困境——政策转向之后，如何对待此前那段历史，如何对待在那段历史里做过实事的人。县里选择回避，大寨村民选择坚持，两种态度各有各的逻辑，但历史记住的，是那些守夜的人。

郭凤莲当时的处理方式值得一提，她没有把灵棚问题变成一场正面对抗，而是在能争取的范围内，让村民有了一个说得过去的送别机会。放在那个时间点上，这可能是最现实的选择。

衡量一个人，不只是看他当过什么官。陈永贵去世后，那么多人自发赶来送别，这个场景本身，就是最直接的评价。

信息来源：1978年：陈永贵面对大寨的黯然失色——2009年01月12日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