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遗孀晚年自发为汶川地震慷慨捐款，追悼会时众多革命后代齐聚现场吊唁！
1937年冬天的南京城炮声轰鸣，19岁的傅涯抱着仅有的毕业证书，沿着长江边的避难人流一步三回头。她对身旁的母亲说：“妈，我得去找大哥，他在延安。”母亲只回了六个字：“去吧，莫回头。”一句话，把一个贫寒人家的女孩推向了漫长的北上之路。
几十年后，2008年5月，病房电视里滚动播出汶川灾情。已经坐在轮椅上的傅涯把氧气管拔下一半，对护士急切地说：“把我那点积蓄捐了，不用等孩子们同意。”护士愣住，“您身体要紧！”她摆手：“我活到这岁数，就靠党和国家，现在该我出点力。”
为什么她会有这样的执拗？答案埋在更早的岁月里。1940年的晋东南，蟠龙镇前线剧团忙着排练，临时借道具时，一位颈上缠着绷带的军官推门而入。王智涛打趣：“傅涯，认识一下，这是陈赓副校长。”陈赓端起茶缸笑道：“多谢借衣裳，待我好转请你听战地故事。”短短几句话，埋下了日后并肩的种子。

相识不久，陈赓返前线。白天枪炮声震耳，他夜里却常写信。信里几无情话，只有一句：“盼早日抗战胜利，好让你少挨风霜。”傅涯收信后笑着念给文工团姐妹听，“这人不会说甜言蜜语。”可她心里明白，这是前线将领能给的最好承诺。1943年，他们在太行山的窑洞里结婚，几块白布扎成喜花，窑洞口的门板就是礼堂。
婚后分别成了常态。1949年春渡江前夜，陈赓在指挥部给妻子写下“万事有我，勿牵挂”。桥头炮火连天时，他把那张纸条揣在胸口。上海解放后，他把纸条交回：“兑现了。”傅涯没流泪，只说一句：“下次你可别弄丢。”这种平静，后来成了她面对一切风雨的底气。

1961年3月15日清晨，电话铃声划破军区大院的寂静。陈赓病逝的消息传来，五个孩子还在熟睡。邻居劝她哭一场，她却拿起笔开始翻找丈夫的日记。白天上班，她是北京市公用局党总支书记，要面对改革施工、民生调度的繁杂事务；夜里回家，她把五个孩子的作业一一检查，再熬灯火誊抄《陈赓日记》。多年后，这本书成为研究那段战争史的重要资料。
日子紧巴巴，她仍记得另一桩牵挂——烈士王根英的老母亲。每月初，她都会装好二十元新票子，连同一封简短家书寄往湖南老家：“老人家请放心，您的孙子在我身边。”这是她答应陈赓的事，一做就是十余年，直到老人去世。

1980年，久违的海外来信送到她手里，寄信人署名“妹妹”。当年战火中走散的至亲竟在美国找到了她。握着信纸，她久久无语。1984年，姐妹相拥于北京站，泪水打湿了旧照。1992年，她又乘机抵达台北，小辈们激动喊她“阿姨”，场面一度哽咽。临别时，她语重心长地说：“一家人隔海相望太久，总要走到一起。”
守望家国之外，她仍关心子女成长。三个儿子投身军旅，后来肩扛将星；两个孩子走上讲坛，成为教授。有人夸她教子有方，她却摆手：“是他们父亲的名字给了压力，我只做后勤。”
2008年那笔灾区捐款，最终汇到四川红十字账户。数额不算巨大，却是她多年节衣缩食的全部积蓄。家人后来追问，她淡淡回答：“能用就用，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2010年元旦过后的第四天，92岁的傅涯在解放军总医院静静合上双眼。噩耗传开，北京西山的清晨飘着雪，许多将门之后、自卫反击战老兵、文化学者赶到八宝山。有人在灵柩前轻声说：“伯母，我们来送您。”白花簇拥中，陈家五兄妹执绋，神情克制，却挡不住红了眼眶。
十日后，她的骨灰同陈赓、王根英一道护送回湘乡泉湖村。清明前夕，细雨落在茶树叶上，山坳间传来土锣声。乡亲们说，这位老太太用一生守住了“义”和“情”，如今终于与亲人团圆。斜风细雨里，那三方骨灰合葬的土丘不大，却装下了一段烽火岁月，也装下一个女性对家国不变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