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呈祥拒绝参加新疆和平起义，在出国途中又接到了张治中的挽留电报。马呈祥看完叹了口气，对旁边人说：“红军长征的时候，我们在河西就打过共产党，积怨太深，他们不会原谅我们的。电报上都是骗人的话，像哄着给野马戴笼头一样，戴上就身不由己了，我们还是走吧！”
一封电报，没能拦住马呈祥。真正拦不住的，也不是他的脚步，而是他心里那笔旧账。
1949年9月的迪化，风声越来越紧，新疆能不能避免战火，已经到了最后关头。马呈祥当时手里握着骑兵力量，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角色。

他出身青海马家军体系，是马步芳的外甥，又与马步青有姻亲关系。靠着这层关系和多年军旅经历，他在西北军界站得很高，骑兵第5军后来改编为整编骑兵第1师，他仍是实际掌兵的人。
这支部队早在1945年就从青海进入新疆。到了解放战争后期，新疆并不只是边远之地，它成了西北局势最后一块要害地带。
军队、地方势力、各派人物都在观望，谁先动、谁后退，可能影响成千上万人的命运。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马步芳集团遭到沉重打击。
这个时间点一到，马呈祥的处境立刻变了。原来他背后还有马步芳这座靠山，兰州一失，西北大局已经很难逆转，他再把部队拉出去，也未必能救谁，反倒可能把自己拖进绝境。
马步芳曾希望新疆的骑兵能东调增援，可陶峙岳一直没有放手。陶峙岳不是看不见马呈祥的危险，而是太清楚这支部队一旦离开新疆，局势就会失控。
马呈祥若带兵东去，西北战场会增加伤亡；若在新疆反抗，又会把新疆拖进战火。所以陶峙岳的办法很稳：人可以谈，兵不能乱。
对那些不愿起义的将领，他没有只靠强压，而是把他们和部队分开。只要枪还留在新疆，和平起义就有了最关键的保障。
马呈祥为什么坚决不留下？表面看，是不愿参加新疆和平起义；往深处看，是他自己心虚。
他清楚马家军与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有过激烈交锋，这段经历让他无法相信自己能平安过关。张治中的挽留电报，在别人看来是劝他回头；在马呈祥眼里，却像一道套索。
他不是读不懂大势，而是不敢把命运交出去。他说“像哄着给野马戴笼头”，这句话听着粗，却把他的心理说透了：一旦留下，他认为自己就没有选择了。
关于他们离开迪化的时间，史料记载有细微差别，有说9月23日，也有说9月24日马呈祥、罗恕人相继离开，叶成9月25日离开。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是在新疆起义前夕出走，经南疆方向离境，新疆和平转向的最大阻力随之减轻。
人心难劝，就先稳住部队；将领不肯留下，就让他们走；只要不带走一兵一卒，新疆的大局就还能保住。1949年9月25日，陶峙岳等人通电起义；9月26日，包尔汉等人也通电响应。
新疆由此避免了一场大规模战争。对普通百姓来说，这比任何漂亮话都实在，因为少打一仗，就少一批家庭破碎，少一片土地受难。
他没有成为新疆和平起义的参与者，也没有再凭手中骑兵改变历史。大势转弯时，他选择了逃离，这条路保住了他个人，却也说明旧军阀体系已经走到尽头。
看马呈祥这一段，不能把他写成多么有远见的人。他看见的是危险，想到的是自保。
他拒绝留下，不是为了什么更大的理想，而是怕旧事被追究，怕手里的主动权一旦交出去，就再也拿不回来。新疆和平起义真正有分量的地方，是把可能爆发的冲突压到了最低。
陶峙岳处理马呈祥这类人物时，没有简单把人逼急，而是抓住“兵权不能乱”这个要害。马呈祥的出走，看似是个人逃避，实际也让新疆少了一个危险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