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收复新疆时发现有五千多印度人，这些印度人最后是如何被左宗棠安置的？
1873年，伦敦外交部的一纸急电在中东欧各国间辗转：“务必扩大印度商旅在塔里木盆地的影响。”看似寻常的指令，却道出一场正在酝酿的地缘角力。英俄为了掌控中亚要道，接连在帕米尔高原下注，而新疆恰处两股势力的碰撞线。伊犁沦陷、阿古柏盘踞南疆，清廷的西北屏障被撕开豁口，这才有了随后左宗棠的西征。
当时的清政府并不富裕。太平天国余波未平，海防开销又被列强的舰炮催逼着日益攀高。左宗棠在西安等兵令的间隙，写信给两湖与江浙商绅，请求“代朝廷分忧”。典当田产、折银筹粮，一时各省漕折竞相东流。有人不解：何苦自讨苦吃？幕僚曾劝他缓一步，左宗棠只撂下一句：“若再迟疑，西北不属我矣！”硬气背后，是说不出的清廷财政拮据与西陲危局。

兵合八万，分两路西上。左宗棠定下“北静南定”的格局：先夺乌鲁木齐、吐鲁番，稳住天山以北，再掉头扑向南疆。北线作战，他把建制砍得精干，每营不过四百人，轻装快行。乌鲁木齐收复那晚，军中夜不作声，只见火光一点点亮起——兵丁在城头竖起的灯笼写着“奉天靖难”四字。军纪之严，使当地回汉商民罕见地敞开粮仓配合，给养不缺，军心渐增。
南疆才是真正的硬仗。阿古柏招募的巴图尔骑队横冲直撞，沙漠旷野里一场遭遇战打得日夜不分。刘锦棠率先登城夺了库车，成禄趁夜奔袭英吉沙尔；阿古柏却在喀什暴毙，残部立刻向英属印度方向逃遁。短短两年，大片疆土重新插上八分镶黄旗。可就在清军收缴府库时，密探送来报告：南北疆各市镇暗藏大批印度人，总数超过五千。

“这些人究竟是谁？”参赞郑藻如按捺不住。左宗棠沉吟良久，命人悄悄建档。官文簿册显示，他们身份五花八门：修路匠、坎宝石的匠人、翻译、香料商，甚至还有苦行僧模样的游方者。更蹊跷的是，许多人的旅商许可证竟出自阿古柏旧衙门。于是，一支专案小队被派往喀什暗访。
“如果被抓住怎么办？”一名印籍翻译低声问同伴。对方只回一句，“不被抓。”短短两词，透着凶险。数周后，清军在一间驿站搜出一本英制密码簿，持簿翻译当场吞金自绝，情报脉络就此浮出 ——英属印度情报处正借商旅通道，将地图与兵站消息源源送往加尔各答。

面对复杂局面，左宗棠没有简单驱逐。一纸幕令分三步：先普查，再划区，最后分层管理。凡证实以贸易为业者，发给临时执照，允许在指定商圈内活动；对行踪可疑者，则编入“军户所”集中安置，日出点名，日落复核；至于涉密翻译与信使，移交刑名衙门，立即讯办。为了避免滋事，清军专门选派熟悉波斯文、乌尔都语的幕僚，解释政策，稳定人心。
治理成效很快显现。喀什巴扎的棉布行情回稳，吐鲁番葡萄干又能北上甘肃。最直观的变化，是驼铃商队重上天山古道，沿途驿站重启，关卡再无枪声。英方虽多次以“伤及合法商旅”为由提出交涉，但在曾纪泽手中的伊犁条约谈判尚未落定之前，也只能敷衍几句便作罢。

值得一提的是，左宗棠对边民的疏导同样细致。他将部分印籍工匠分配到新设屯田，本地回民、维吾尔农户与之共耕，三年后棉田总亩数翻了一番。这样的安排既分散了可能的间谍同伙，也让不同族群在利益上形成新纽带。
1880年春，伊犁谈判结果传回，沙俄同意归还除霍尔果斯以西之外的大部分地域，新疆省制随后确立。时人记下这样一幕：六旬老将立于哈密城楼，风沙扑面，他却只是轻声叮嘱：“北线烽火台别撤，大漠里的警戒一刻也不能松。”那一年，五千多印度人分门别类，或融入市井，或被遣返，亦有人随军到甘肃修路。雁门关外烽燧再起炊烟，而天山南北的驼队，已在晨光里拖出悠长的驼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