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的南阳与襄阳之争，是中国历史上旷日持久的地域文化争议。主流史学界、国家权威工具书（如《辞海》《中国历史地图集》）及中小学教科书，普遍基于“南阳郡邓县隆中（今属湖北襄阳）”的历史区划演变与多源史料互证，倾向于襄阳说。
然而，极少数坚持“躬耕于南阳”的人，为了对抗历代史料共识和权威结论，仅以《出师表》中“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九字作为唯一绝对依据，在多年争论中确实采取了一些超出正常学术讨论范畴的极端行为。这些行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滥用诉讼与行政干预手段
部分南阳拥护者试图通过法律和行政途径来“裁定”历史问题，将学术争议泛法律化、泛政治化。
起诉教科书与出版社：2003年，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在《出师表》的注释中，将“南阳”注为“今湖北襄阳一带”。部分南阳人士对此极其不满，不仅发起声讨，甚至有市民以“侵犯南阳人民名誉权”为由，将人民教育出版社告上法庭，要求更改注释、赔礼道歉。这种以诉讼干预学术和教材编写的做法，在当时引发了广泛争议。
施压权威工具书：曾多次组织人员向《辞海》编辑部、国家教育部等机构施压，要求修改关于“隆中”和“南阳”的词条解释。虽然《辞海》等工具书在后续修订中微调了表述以求严谨，但核心史观并未改变。
2. 网络暴力与“民科”式围攻
在互联网时代，部分极端拥趸将学术讨论演变为网络上的党同伐异。
恶意修改百科词条：在百度百科、维基百科等平台上，双方曾爆发长期的“编辑战”。部分极端人士不仅频繁将“南阳说”的主张强行写入词条，还恶意删除、篡改襄阳说的史料来源，甚至对持襄阳说的学者进行人身攻击。
围攻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任何在公开场合或著作中支持“襄阳说”的学者，往往会遭到这部分人的电话骚扰、网络谩骂，甚至被扣上“数典忘祖”“歪曲历史”的帽子，严重干扰了学者的正常生活与学术研究。
3. 煽动民众情绪与公共资源对抗
将学术问题上升为地方荣誉与民众情绪的对立，采取一些带有行为艺术或社会对抗性质的手段。
公共场合拉横幅与抗议：在一些全国性的文化旅游博览会或学术研讨会上，曾出现极少数南阳人士拉横幅、发传单，抗议“襄阳抢夺南阳历史名人”的过激行为，将严肃的史学研究变成了街头抗议。
邮票发行风波：1990年，国家邮政部发行《隆中对》小型张邮票，极少数南阳人士认为这是国家层面“偏袒襄阳”，曾发起联名抗议甚至抵制活动，要求发行“卧龙岗”邮票，对邮政部门的正常业务造成干扰。
4. 割裂史料，搞历史虚无主义
为了捍卫“九字真言”的绝对正确性，部分极端人士对其他权威史料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陷入了逻辑悖论。
否定《汉晋春秋》等核心史料：习凿齿的《汉晋春秋》明确记载“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这是支撑襄阳说的关键史料。极端南阳说者为了推翻此论，竟毫无根据地将《汉晋春秋》定性为“伪书”，或将习凿齿贬为“造谣者”，却拿不出任何史学考证支撑。
无视行政区划变迁：历史地理学的基本常识是古今行政区划有别（今襄阳隆中在汉代属南阳郡邓县）。极端人士刻意混淆“汉代南阳郡”与“今南阳市”的概念，拒绝承认任何行政区划的演变，本质上是用现代地级市的边界去套用汉代的郡县边界。
总结
“躬耕地”之争的本质，除了学术考据的分歧外，背后更牵涉巨大的地方经济利益（旅游收入）与文化名片。极少数人执念于“九字真言”而采取的极端行为，表面上是在“捍卫历史”，实际上是对历史学实证精神的破坏。这种将学术问题情绪化、利益化、诉讼化的做法，不仅无法改变历代史料与学界共识，反而使得正常的学术探讨空间被压缩，沦为地域攻击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