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廖耀湘追悼会期间，乌兰夫在治丧会议上亲自作出三个重要安排，你知道是什么吗？
1979年秋，北京西郊一次内部座谈会上，有人提出一个尖锐问题：“若旧日的对手已悔过自新，我们还能为他正名吗？”会场短暂沉默后，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干部淡淡答道：“历史账目要分清，心结也要解开。”几个月后，负责统战工作的乌兰夫便开始着手筹划一场意义非凡的追悼仪式，这场仪式的主角之一，就是曾被视作“东北虎将”的廖耀湘。
40年前，廖耀湘正值盛年，手握精锐新一军，英气逼人。日军南侵时，他在衡阳、常德正面交锋，凭借美式装备与灵活机动打法数次扭转危局，赢得“防御能手”之誉。但到了1948年，风向陡变。辽沈战役爆发的炮声把国共双方多年积蓄的力量推到一个决战点。层层包围、补给中断、民心旁落，廖耀湘手中那支精锐最终被切割成数段。他骑着摩托车穿出火线，仅带少数随员南下，短短几天，陷落的城镇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昔日战功在滚滚尘烟里变得脆弱。

逃亡途中，暗哨遍布，每一处乡镇都可能是终点。为了不引人注意，他换上粗布大褂，却因口音和军姿泄露身份，被民兵截获。1948年11月，他被押解至哈尔滨，随后转至抚顺。“别再拿过去的军功说事了，先把错误理清。”看守的训话不客气。廖耀湘沉默，再出声时只说了一句：“人失了方向，部队也跟着失了方向。”
抚顺战犯管理所实行的是“学习—劳动—反省”的三步法。每天两小时政治学习，两小时体力劳动，其余时间撰写“检讨与思考”。改造第三年，廖耀湘的笔记本里不再出现“挽回战局”一类字眼，取而代之的是对东北民意、战略后勤的分析。有人揶揄他“动了心”，他摇头：“这是换一种活法。”1959年国庆前夕，他在全所大会上主动发言，承认“个人得失抵不过民族存亡”。此后，他被列为表现优良对象。1961年春，第三批战犯特赦名单公布，他名列其中。

出狱后，他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年过五旬，身体大不如前，却依旧保持军人作风：上班早到半小时，文件批注密密麻麻。一次编写抗战口述史，他在稿纸空白处写下这样一句话：“胜败乃兵家常事，唯真话最难。”同事提议给自己多留几笔战功细节，他摆手：“功也好，过也罢，留给读史人评。”
1968年12月2日凌晨，心脏骤停让这位曾经的“虎将”在北京西直门附近一幢普通宿舍里悄然离世。家属按旧例将骨灰暂存八宝山。那年风雨飘摇，公共哀悼无从谈起，一切从简。

时间快进到1980年5月，中央统战部礼堂灯火通明，治丧会议进入最后讨论。“这三位的功过并不相同，能否同场追悼？”有人担忧形式过于破格。乌兰夫看着名单——廖耀湘、王耀武、溥仪——缓缓开口：“他们在不同节点与人民选择站到了一起，可以同堂，亦应同堂。”三项安排随即敲定：一是联合举行追悼仪式，由统战部、政协共同主办；二是廖耀湘及王耀武骨灰迁入八宝山革命公墓革命公墓一区，与溥仪相邻；三是由中央档案部门整理三人改造与特赦资料，供后世研究。
6月盛夏，追悼大厅里悬挂着黑底白字挽联，没有夸张的溢美词句，只写“抗战有功、知错能改”。王耀武家属轻声对廖家人说：“走到这一步，也算心安。”白花簇拥的骨灰盒静静摆放，往昔烽火声仿佛被无形大手盖住，只余人声低语和钟声回荡。

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区原为开国将帅安息之地，1980年后才陆续接纳经过改造、对国家和解产生积极作用的旧政要。廖耀湘的骨灰盒移入时，陵园师傅特意在记录簿旁加一句“小字”：抗日功将。有人疑惑是否逾规，他只是笑笑：“历史是长卷，总要留一点注脚。”
若把廖耀湘一生摊开，光芒与阴影交错：前半卷是枪林弹雨里的勋章与踌躇满志，中段是铁窗与思索，后半卷则是灰色调中透出的自省与融入。1980年的那场联合追悼会，把三位身份差异巨大的人物放在同一舞台，既是对个人终点的尊重，也是国家在特殊时期给外界的一种回答——是非分明，亦可海纳百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