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月25日，周策纵在写给周汝昌的《曹雪芹小传》的“序”中写道：
这一点我不妨举一件小事来作证。他在初版《红楼梦新证》里解释“雪芹”二字说：“怕是从苏辙《新春》诗‘园父初挑雪底芹’取来的。”后来在1964年出版的《曹雪芹》一书里，他又加了“或范成大的‘玉雪芹芽拔薤长’的诗句。”我当时读到这里，就觉得这样注释固然显得有理，但雪芹真正用意所本，应该还是苏轼的《东坡八首》。我把这意见向一些学生说过，本来想写一篇小品来补充，因别的事情耽搁了。后来读到1976年汝昌的《新证》增订本时，见他果然在这范成大的《田园》绝句下面又加了一个括符说：“参看苏轼《东坡八首》之三：‘泥芹有宿根，一寸磋独在；雪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这小事很可看出他不断勤奋追索的精神。
当然这里我仍然不妨补充一下我个人的一点见解。我为什么说这诗才是“雪芹”之所本呢？要了解这点，必先说明苏东坡用这“雪”和“芹”的历史背景和象征意义。按苏轼在元丰二年（1079）被新政派小人告发，以所作诗文“讥切时事”，教人灭“尊君之义”，和“当官侮慢”等罪名，被逮捕下御史台审问入狱，几乎丧了性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此案牵连很广，据东坡自己事后说，吏卒到他家搜抄，声势汹汹，他家“老幼几怖死”，家人赶急把他的书稿全部烧毁。亲戚故人多惊散不顾。情况颇有点像《红楼梦》里所描写的抄家的恐怖局面。我们固然不知道这一回是不是雪芹的原稿；但我想，雪芹在原稿写到抄家时，其情况恐怕也会和东坡所描写的抄家的恐怖局面有共同之点。而汝昌在本书中写到明清时代抄家的情况时，也正好有类似的举例，《新证》增订本引《永宪录》也有“幼儿怖死”的例子。
由于周汝昌先生《曹雪芹小传》以不同名目多次出版，影响巨大，周汝昌、周策纵先生对“雪芹”的解释影响也相当之大。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没有相关证据，这种解释更多的是对“可能典故”的“可能解释”，准确与否，无可证明。
但是，《种芹人曹霑画册》的出现和顾斌对“种芹”的考证，证明曹雪芹诸多号中的“芹”字应当做“隐归”（对隐归高士情操的向往）讲，而不能做二周那般的理解。
至于苏轼《东坡八首》中“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雪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应如何理解，是否反映了苏轼经受乌台诗案恐吓后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态，是否又反映了曹雪芹抄家之后的心态和他对清政府的态度，笔者以为，当结合诗句的前后文字考察。苏轼原诗云：
昨夜南山云，雨到一犁外。泫然寻故渎，知我理荒荟。
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雪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蜀人贵芹芽脍，杂鸠肉作之）。
就该诗而云，诗中的“泥芹”、“雪芽”二字有何特殊含义，似乎难以觉察。结合其后诸诗，也许可以看到一些端倪，云：
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蜀人以细雨为雨毛。稻初生时，农夫相语稻针出矣）。
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缕。
秋来霜穗重，颠倒相撑拄。但闻畦陇间，蚱蜢如风雨（蜀中稻熟时，蚱蜢群飞田间，如小蝗状，而不害稻）。
新舂便入甑，玉粒照筐筥。我久食官仓，红腐等泥土。
行当知此味，口腹吾已许。良农惜地力，幸此十年荒。
桑柘未及成，一麦庶可望。投种未逾月，覆块已苍苍。
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
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种枣期可剥，种松期可斫。
诗写得自自然然，根本看不出任何所谓乌台诗案的影响。
实际上，苏轼其人，不仅是伟大的词人、散文家，更是有相当学术修养的哲学家，而哲学直接指导着他在不同时段面对社会的态度。正如刘燕飞指出的：
苏轼的人生哲学，最为关注个体人生的悲剧性和永恒的忧患意识，并由自我上升到普遍人生的高度。无论从理想和现实的差距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对人束缚的永恒性，或者从有限在与无限的对比中表现出的缺憾性的角度，都得出了人生是悲剧的结论。对于如何解脱悲剧人生，从而获得幸福与快乐的问题，苏轼提出的办法是：超然自适。具体说来包括：超越出世入世的差别、超越任何物质的束缚、超越任何精神的束缚、超越任何条件的束缚，超越的结果就是自性的完满，无所待于外，获得自适，进而得到永恒的快乐与尊严。在现实生活中，苏轼也非常注意通过保持自身情绪和情感上的愉悦而获得人生解脱。［12］
正是因为“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才使得苏轼在面对各种社会、自然压力的时候，能以“极其轻松”的态度去适应，否则，他早就死在边疆蛮荒之地了。《东坡八首》正是反映这种态度极佳的例子。
综上，曹雪芹的诸多与“芹”有关的号，既反映了他对人生、社会的“自动切割”（归隐），更反映了他对社会和人生的“超然自适”。
这种“超然自适”支配了曹雪芹的生活与创作，《红楼梦》中之所以不时对三教做出积极的评价，正是他人生哲学的表现；其对三教的表面性“斥责”，更多的是针对“世俗”对三教的（有意无意的）“歪曲”而言的。在《红楼梦》第十九回中，曹雪芹借助袭人之劝贾宝玉，就表达了这种观点：“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
可见，《种芹人曹霑画册》的存在和顾斌对“种芹”二字的考察，对研究曹雪芹的生活状态、学养、生活态度等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我们应当相信收藏者陶廷杰对“文人画”的鉴赏水平——此图为陶廷杰后人“持《种芹人曹辖画册》一本请省博物馆陈恒安先生鉴定,后由馆方向陶氏后人酌价收购。”［15］按，陶廷杰（1785—1856），字子俊、涵之，号莲生，清贵州都匀府（今都匀市）人。嘉庆十八年（1813）拔贡，次年进士，入翰林院授庶吉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山西主考官、广东学使等职，累官至陕西巡抚等职，其人秉性刚直，为官清廉，振兴教育，喜诗文、善书法。他之所以收藏《种芹人曹霑画册》，其出发点当是画册反映的文人画的意境和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