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1月26日，东北军高级将领姜登选被自己的留日同学郭松龄下令枪决。

据郭松龄卫队营长齐振林在《郭松龄反奉亲历记》中回忆，姜登选临行前只留下一句话：“茂辰，你这样做太不仗义了。”

这句简短的遗言，将郭松龄与这位东北军将领之间积怨已久的矛盾赤裸裸地展现在后人面前。

郭松龄和姜登选都曾在北洋军中任职，后来先后投奔张作霖，成为奉系部队新派的核心人物。

张作霖的秘书长袁金凯在给张作霖的秘信中曾评价两人：郭松龄性刚愎，自用自专，不能容人；姜登选性情和顺，待人宽厚，深得军心。这二人在性格上的巨大差异，也为他们日后的反目成仇埋下了伏笔。

奉系军阀内部从成立之初就存在着严重的派系斗争，主要分为以张作相、吴俊升为首的老派，和以杨宇霆、郭松龄为首的新派。

新派内部又进一步分裂为以杨宇霆、姜登选为核心的士官派，以及以郭松龄为核心的陆大派。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张作霖为巩固统治，故意让两派互相牵制，平衡双方势力。

1923年东三省陆军整理处成立后，郭松龄任副参谋长，实际主持整军工作，与任参谋长的姜登选多次在人事任免、部队编制等问题上发生激烈争执。《奉系军阀大事记》记载，仅1924年上半年，两人就因军官提拔问题爆发过三次公开冲突，每次都闹到张作霖那里才能解决。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这也是郭松龄与姜登选矛盾彻底激化的转折点。

战争初期，姜登选和韩麟春指挥第一军攻打九门口，久攻不下，部队伤亡惨重。郭松龄率领第三军星夜兼程赶来增援，一举攻克九门口，为奉军最终战胜直军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在战后分配战功和地盘时，两人矛盾彻底爆发。姜登选认为，郭松龄是在自己已经打开缺口的情况下才取得胜利，功劳不应全归郭松龄。

郭松龄则认为姜登选指挥不力，延误战机，根本不配得到封赏。张学良在晚年回忆录中写道：“九门口一战，郭松龄确实立了大功。但姜登选也没有错，只是两人谁也不服谁，才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张作霖论功行赏，姜登选被任命为安徽督办，杨宇霆被任命为江苏督办，而立下最大战功的郭松龄却什么地盘都没有得到。郭松龄认为这是杨宇霆和姜登选在张作霖面前进谗言的结果，心中的怨恨越积越深。

1925年10月，郭松龄在日本考察军事时，得知张作霖准备与南方国民军开战，并且要进一步扩充士官派势力，终于下定决心反奉。他在反奉通电中明确指出：“张作霖重用奸佞，排斥异己，登选等助纣为虐，荼毒生灵。”将姜登选列为必须铲除的对象之一。

姜登选在安徽得知郭松龄反奉的消息后，不顾幕僚劝阻，决定亲自前往滦州劝说郭松龄罢兵。他的幕僚李书成后来回忆说，姜登选临行前告诉身边人：“茂辰与我有同门之谊，又曾在奉军共事多年，我去劝他，他应该会听我的。”

1925年11月25日，姜登选乘坐火车到达滦州，刚一下车就被郭松龄的卫队逮捕。郭松龄亲自劝说姜登选加入自己的反奉队伍，承诺事成之后让他担任东北军副总司令。这番条件却被姜登选严辞拒绝，并痛斥郭松龄忘恩负义，背叛张作霖对他的信任和提拔。

郭松龄为什么一定要杀死姜登选？这其中原因颇为复杂。首先是性格原因：郭松龄刚愎自用，不能容忍任何反对自己的人，姜登选的坚决拒绝让他感到极大羞辱。而且姜登选是士官派核心人物，杀了他可以极大瓦解士官派势力，消除反奉的一大障碍。

如果放姜登选回去，他必然会成为张作霖攻打自己的得力干将。历史学家唐德刚在《奉系军阀史》中写道：“郭松龄杀姜登选，是他反奉战争中最愚蠢的决定。他不仅失去了同门之谊，也失去了奉军内部很多原本同情他的人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