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代人，是从一个数学题开始认识世界的。
一开始，老师在黑板上写，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受苦。我们的任务，就是去解放他们。
教室墙上贴着地图，我们攥着铅笔，感觉自己的小肩膀上，扛着全世界。
没过几年，老师拿着板擦，走上讲台。他擦掉那个“三”，又重重地写上一个“四”。
粉笔“吱”的一声，数字变成了四分之三。
那一刻教室里很安静，我们没觉得数字有什么问题，只觉得心口一沉。受苦的人，突然变多了。我们的担子，也更重了。
那时候我们崇拜的，不是明星，是一个叫切·格瓦拉的阿根廷人。一个留着大胡子，头戴贝雷帽的医生。他本来可以过好日子，却跑去古巴闹革命，成功了，又扔掉官职，跑去非洲、跑去玻利维亚，要把火种洒遍全世界。
他就是我们梦想的样子，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可以烧掉自己的一切。
后来，门开了。
我们第一次走了出去，亲眼去看那些据说“水深火热”的地方。结果，人家街上的小汽车，我们好多人都叫不上牌子。人家商店橱窗里的巧克力，我们只在画报上见过。
那些我们发誓要去拯救的人，看着我们这身打扮，眼神里是一种客气，又带着点说不清的同情。
那一刻，脑子里几十年的东西，就像玻璃一样碎了。
有个古巴人后来在一本书里写：我花了一辈子去解放全人类，结果，连一个古巴孩子的哮喘药都没能稳定供应。
或许，这才是最大的真理：想当世界的英雄之前，得先确保邻居家的孩子，有药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