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李迎希中将被改授少将军衔，他随即写信给粟裕反映，后续发生了什么呢？
1959年初冬，武汉城雾气蒙蒙。军区办公楼外那堵老旧的矮墙又一次被人递交了“加高加厚”的申请。李迎希看完表格，只写了五个字：“无此必要，驳回。”秘书低声提醒：“李副司令员，这次是第三次申请了。”李迎希抬头，“花那冤枉钱干啥？加强哨位就行。”这种不肯浪费一分钱的作风，他在军中出了名。
严格到抠门的副司令，却在1955年的授衔名单里只排到了少将，这事儿当时让不少老部下瞪大了眼睛。回头看他的战场履历——22师师长、9纵副司令员、济南战役时的山东兵团参谋长——怎么算也够得上中将。评衔班子最初也是这么打的分，可临到正式审批，档案袋封面被划掉一笔，“中将”三个字变成了“少将”。

很多将领默默接受了自己的星星数量，李迎希却想弄个明白。1955年10月的一天，他关上办公室门，铺纸提笔，写给当年直接提拔他的粟裕：“首长，我在济南战役期间，确系山东兵团参谋长，请予核实。”不到半个月，信回来了。粟裕字迹遒劲：“你在济南战役时任兵团参谋长，情况属实。”一句肯定，既是安慰，也像一把尺子，提醒制度与事实之间并非总能严丝合缝。
军衔制甫一推行，军委给出了框架：战功、任职、资历、文化，四条线综合打分。听起来很科学，落到人头上，却难免掺杂更多考量——年龄结构、岗位分配、地域平衡，甚至是“太年轻授高衔以后不好安排”等现实顾虑。李迎希的少将，大体就栽在“齐头并进”这把尺子下：华东系统已有多名中将，指标不够，只好向下调整。

对此，李迎希没再纠缠。有人问他图啥？他摆摆手：“官大不如胆大，星多不如心亮。”话虽轻描淡写，可写信那一笔，说明他并非毫无在意，而是想给后人留个准信：历史可以有争论，岗位却要有凭据。
几年前的淮海战役，他与谭震林、王建安一道研究突击徐蚌战场。战前会议上，李迎希主张“切后路、断补给”，把敌军逼成瓮中之鳖。有人犹豫，他急了，摊开地图，“要打就快打，否则夜长梦多！”桌上一巴掌下去，茶水四溅，会议室短暂沉默。结果战役按他的方案一锤定音，22师赢得大片赞誉。也正因这股子狠劲，粟裕后来点名要他去山东兵团补缺参谋长。那年他才三十出头，军中呼他“年轻老将”。

转到武汉军区后，他把战场上的简单粗暴带进了机关。经费预算会上，谁提加菜、加车，他就一句话：“打仗缺子弹怎么办？”有干部私下嘀咕：“李副司令怎么这么抠？”另一人笑道：“他打过仗，心疼公家钱。”一次彭德怀来视察，警卫处想安排盛宴，被他挡回：“午餐四菜一汤，毛豆烧肉算大菜。”彭总端着搪瓷碗乐呵呵地说：“这样好，军队就该像打仗时那样简朴。”

1965年，军衔制整体撤销，改评行政级别。李迎希被定为六级，相当于此前的中将待遇。外人问他感觉如何，他笑着答：“组织有安排，心里就踏实。”他没写回忆录，也极少在公开场合提及当年那封信。偶尔有年轻军官问起，他只给一句忠告：“别在意肩上的东西，得掂量脑子里的东西。”
有人说，李迎希是那个时代的遗珠；也有人说，他是极简主义的践行者。实际上，军衔风波不过是他几十年军旅生涯里的一段插曲。制度会变，称谓会换，但战场上的那一纸任命、军区账本上的每一元数字，都在替他作证——岗位与责任才是军人真正的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