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身边机要人员紧缺时，徐海东推荐一位年轻人，结果他在主席身边工作了四十年之久！
1932年深冬的凌晨三点，鄂豫皖根据地的山沟里被迫击炮震得雪尘纷飞。硝烟未散，十四岁的徐业夫在半截废墙后换上第三支弹匣，他的棉衣袖口早被血水浸透，却仍紧盯山口的火光。那一仗红二十五军顶住了敌军第一次夜袭，时任军长的徐海东在战后看着这个泥浆里爬出的娃娃，只说了一句：“骨头硬，记下了。”
几个月后又是突围，徐业夫跟着警卫排护送电台。国民党骑兵抓住电台便能摸清红军行踪，谁都明白那意味着什么。冲锋号吹第一声时，他主动把背包里的干粮塞给伤员，自己转身抱起电台往山坡顶冲。火力最猛处，他连滚带爬闯过去，天亮时电台完好无损，身上却多了七道弹痕。徐海东把他叫到临时指挥部，递过一支卷烟：“好好活下去，比枪法更重要。”少年没顾得上咳嗽，只重重地点头。

1935年古柏在广东龙川县牺牲后，中央机要岗位几乎空白。保密链一旦断节，前线部署就像摊在对手眼前的棋盘。长征途中，徐海东向军委写了一封不足百字的急电，末尾一句“徐业夫可担此责”。那年冬天，红十五军团抵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刚从湿寒里咳出血丝，机要室却还没人顶上。叶子龙忙前忙后，夜里突然看到一个瘦高青年抱着电台蹲在窑洞门口晒干绷带。两人简单对视，他点头示意对方进门——就这样，徐业夫第一次站到毛泽东桌前。
延安的机要室灯火常亮，砂纸磨坏一层又换一层。档案需手写三份，一份送作战，一份存档，一份随时备查。徐业夫字原本只求辨认，为了保证密电准确率，他在窑洞口练笔，每摹一遍欧颜唐楷就摘掉一根灯芯。有人调侃他“秘书想当书法家”，他笑着回一句：“字写正了，情报就不跑偏。”后来毛泽东看着那行凝练的蝇头小楷，习惯用炭条圈出重点，顺手在旁批注。两个人交流无声，却一点不含糊。

“这封电报您过目，我再封。”一次深夜，徐业夫把文件放到桌角，小声提醒。毛泽东抬头，嘶哑笑道：“年轻人，别把自己当钟表，没必要时时响。”徐业夫应声：“可钟不响，误的就是战机。”一句话让屋里众人轻轻发笑，空气里却透着默契。
1949年后，机要科迁往中南海。新中国初立，文件山一样高。除了加密、起草、归档，他还承担生活起居的部分杂务。毛泽东因支气管炎被医生勒令戒掉纸烟，只能偶尔抽四川乡烟草卷成的“旱烟雪茄”。每逢发作夜重，徐业夫守在门外，听到杖头咳声立刻递水拍背，再顺手把灰缸里的火星掐灭。支气管炎时常来去，文件却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他因此学会在咳嗽间隙里报要点，短短三十秒交代清晰。

1963年春节前夕，毛泽东让他去西四一处胡同。那里住着章士钊——三十年前曾倾囊相助北漂青年的那位老人。稿费、鹤皮卷、温言手札，装进灰布包递给章含之。十年间，每到腊月都是同样路线、同样门铃声，“老先生身体可好？”这句话被街坊听了十次，不知底细的人以为那是普通亲戚探望。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拒绝外宾赠品时也要用到他。1962年古巴代表团送来昂贵雪茄，主席摇头：“浪费。”随后吩咐全数移交人民大会堂作接待公用。执行细节由徐业夫负责，库存分类、登记流向都一丝不苟。多年后大会堂档案查点，这批雪茄存耗数据与原始单据分毫不差，库管老兵拍着账本感慨：“这字迹，认得出是徐同志的。”

1974年春，他在北医三院确诊胃癌，病历上写“发现已晚”。那年他才五十八岁。病房白炽灯刺眼，他却还惦念未清完的文件，嘱托同事：“有空替我练字，别让档案里忽然换了手。”五月底消息传到游泳池边的毛泽东耳里，老人沉默许久，把毛巾扔上岸，只说一句：“把档案锁好，他回来还有用。”
徐业夫终究没能回来。后事发讣时，毛泽东批示极简，却附了一枚旧印：“慎终如始”。懂的人明白，那是对一个机要人员四十年职业生涯的重量认可，也是一位领袖将尘封往事妥善放回抽屉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