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某位教授查出已是肝癌晚期，名下有700万存款，按照医生的嘱咐，每月坚持服用900元的靶向药。但没过几天，他选择每月70元的国产仿制药。因为他认为，贵药只是让人活几个月，而便宜药能让他剩下的钱，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外界至今不知道。复旦的教授多了去了，有人一辈子泡在实验室，有人著作等身，但像他这样在生命最后一程做出这种决定的，实在罕见。查出肝癌晚期的时候，他的存款有七百万。七百万，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他几十年的工资、稿费、项目奖金一笔一笔攒下来的。按理说，这时候不花，什么时候花？九百块一个月的靶向药，对他来说根本不算负担。医生开了药，他老老实实吃了几天。但就这几天，他脑子里一直在转另一笔账。
这笔账，一般人算不明白。晚期肝癌，靶向药能争取的时间往往也就是几个月，顶多一年。一个月九百块，一年一万出头，跟七百万比起来九牛一毛。可他想到的不是自己，他想到的是这七百万如果花在自己多活的几个月上，花完了也就花完了。如果能留下来，给系里那些家境贫寒的学生当奖学金，给实验室添几台设备，甚至捐给更需要的人，这笔钱能多走很远很远。他心里头有了决定之后，就没有犹豫过。他把医生开的药停了，自己去买了七十块一个月的国产仿制药。药效当然差一些，副作用也更明显，但他认了。家里人不理解，劝他，他就一句话：多活那几个月，对我有什么意义？
这话听着让人难受。一个人要冷静到什么程度，才能把自己生命的剩余价值算得这么精准？外界不知道他具体是哪个院系的，只知道他在复旦工作了几十年。可以想见，这人平时的做派大概就是这样——不声不响，心里头有杆秤，什么事都掂量得清清楚楚。他教过的学生，可能至今都不知道，当年在讲台上讲课的那位教授，最后是用这样一种方式，把省下来的钱放进了他们未来的某个角落。
这事传出来之后，网上吵翻了。有人说他是真正的师者风范，把一辈子都捐给了教育事业。也有人说他太傻，生命是无价的，多活一天就是一天，何必这么苦自己。两边的说法都有道理，但谁也没法替他做决定。他做出的这个选择，不是冲动，不是绝望，而是一个人活透了之后，对自己剩余时间做出的最清醒的安排。他把个人生命的长度，拿去换了一笔他认为更经得起时间磨损的东西。这种账，旁人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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