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大革命时期仅为团职，后来享受军职待遇，杨尚昆认为这标准太低，建议提升至兵团级待遇吗？
1955年4月，新中国第一批军衔授予方案在北京西郊的礼堂里宣读，条款里特意注明：凡机关参谋岗，一律比野战部队低半档。台下不少老兵交换眼神，却没人出声。
那一天的名单里，童陆生只是少将，而评定文件同时认定他职务属正军级。按条文，他属于“机关降档”最典型的那一类。有人暗暗嘀咕：“这不是变相削功吗？”可他只是笑，没有回应。
云南讲武堂韶关分校三年苦学，他1923年就结业。那一届学员里，半数后来站在了不同立场上，而他选择了1925年的那张入党誓词。“要真打仗，枪声会替咱说话。”训词仍在耳边。
北伐时，他任团附兼参谋长，汀江一役，先遣营在河面炮火交叉点被压住，他从旁路穿插突过水坝，打开缺口。临时团长倒下后，他顶了上去，整整两昼夜才把主力迎过去。胜仗之后，他却只在作战简报里留下八个字：强渡汀江，损失轻微。
1927年夏，鄂西暴动筹备紧锣密鼓。白崇禧重兵压境，暴动终究功亏一篑。退入湘鄂边山区那晚，童陆生分发干粮时说：“散了不可怕，路线还在。”黑夜里，一名警卫低声问他怎么办，他答：“先活下去，再集合。”

十年后，西安城外已是另一番局面。他化名进入陕军，从旅参谋长做起，专管情报与统战。西安事变余波未平，张学良系数调整，他递交的第一份敌情简报，就让延安方面提前获得关中兵力变动的确切数字。叶剑英批示：材料有用，立即转报各路。
1940年前后，他被调回延安军委一局。那是总参谋部的“中枢神经”，敌后起义、战略转移、会战预案都要从这间土窑洞里出炉。文件里常见的落款是“一局参谋童陆生”，很少有人知道，他往返晋察冀和山东敌后二十多次，没有一次随员。
解放战争末期，他升任军委一局局长。电报纸张的油墨尚未干透，新中国成立的典礼礼炮已在准备。按惯例，这一级别应授中将，可机关降档的条款早已写死。1952年军衔初评，他只得到少将；1954年调整，待遇仍按“正军”发放。
1959年“反右倾”扩线，文件点名要他去黑龙江宾县农场劳动。北方十一月，地面冻得像铁，他翻地时冻疮裂开流血也不声张。队里年轻战士劝他歇会儿，他摆摆手：“老骨头，还能扛。”

1963年春，他回到北京，被安排在军事科学院资料室整理档案，无编制、无专车、月薪比院里研究员略低。有人替他不平，他只用一句话打住：“组织给我活干，就是照顾。”
1984年初冬，总政干部部汇报车改指标。杨尚昆翻名单时注意到“童陆生，军职”，眉头微皱。他问：“他当年是一局局长？”工作人员答：“是，评正军级，可档次没跟上。”杨尚昆停顿片刻，淡淡地说：“太低，按副兵团解决。”第二天，调整文件送达。童陆生握着通知单，笑道：“我都快忘了车是什么味道。”
同年腊月，总政礼堂里举行援外工作动员。会场外北风卷尘，他执意不穿大衣，送年轻军官上车。“首长，冷啊！”小伙子劝道，他答：“热情够就不冷。”车门关上前，他轻声补了一句：“记得带份简报回来。”回程路上，他把自己那份加车指标又让了出去。
此后几年，他偶尔参加军史座谈，更多时候在旧档案里翻找遗失的作战图。整理到汀江一役那张旧图时，他笑着摇头：“当年缺口画小了，实际上更宽点。”旁人问他有没有遗憾，他停笔片刻，神情平静：“活着看见今天，这就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