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与王树声谁更适合被评为大将？战功显赫的许世友对比资历深厚的王树声
1955年9月的一天夜里，大礼堂灯火未熄，几位军政负责人还在核对翌日授衔名单。文件上，一个名字后面的“上将”字样被人用铅笔圈了两下，又默默擦掉，在座的人都沉默了好一会儿。那名字是许世友。
把目光从最终名单移开，先得弄清楚一件事：授衔到底要表达什么？公开文件写得清楚——德、才、资三项评定，可离开纸面，这三条往往交织在另一条隐秘原则上：代表性。中革军委需要让所有主要来源部队都能在大将方阵里看到自己熟悉的旗帜，红一方面军有粟裕，红二方面军有罗荣桓，南方游击战线有陈毅，那么红四方面军呢？王树声的名字几乎不容商量地被划到了那一栏。

追溯到1927年黄麻起义，王、许二人同时扛上了木柄步枪。可起义之后的重建期，王树声被推到指挥席更高的位置并非偶然。红四方面军扩编时，他先当第1团团长，旋即兼任副总指挥；许世友则领着第34团打前锋。差一级，其实差了一大片舞台——王树声负责调兵、整编、与地方党组织衔接，这层经验为他的“资”埋下伏笔。
抗战爆发后，太行山成了八路军的“中枢神经”。1938年春，中央决定把晋冀豫军区副司令的担子压到王树声肩上。晋冀豫属平原与山地交错地带，既要挡日军南北穿插，又要守住冀鲁豫根据地外廓，调度困难极大。正是在这里，王树声指挥385团围点打援，活捉了国民党第34师师长岳维峻，惊动延安。刘伯承后来讲起这段往事时笑着对王树声说：“你把岳维峻请来开会，是帮我们省了一尊难缠佛。”一句玩笑，却把王树声的实际功效点破——他不只是能打，更能拿到政治资本。

同一时期的许世友在129师386旅兼任副旅长。他的长处是硬仗，一旦接敌，冲得最猛的多半是他。河北磁县一战，日军突击队刚摸到八路军地堡门口，就被他带人硬生生顶了回去。可386旅只有两千来人，级别、编制都决定了许世友能够展示的“面”不够宽。拉个粗口都豪爽的许世友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可他最不服的就是“资历表”上那点排位。
到了解放战争，陈毅、粟裕在华东调兵遣将需要一位“钉子型”军长坐镇胶东，许世友被挑中。他领着第9纵队围青岛、攻济南，成绩不小，但纵队终归还是师、旅的放大版，兵力顶多十几万人；王树声那边却升到中原军区副司令、中野第1纵队司令，辖区横跨鄂豫皖。两人兵力规模一对比，再加上“中原突围”的政治声量，差距肉眼可见。

授衔名单最终定稿前，许世友去找过周恩来。屋里只有两个人，没人记录，后来流出的话版本众多。比较可信的一段是：许世友说，“论打仗，我不比别人差。”周恩来摆手笑道，“打仗你厉害，担子给你的时候你也得敢接。”许世友又问，“那我差在哪？”周恩来看着名单说，“资历、范围、代表性——你差的是这三样加在一起。”一句话把问题点穿，许世友没再争。
有意思的是，十大大将名单里，战功并非谁都顶天立地。张云逸大部分时间在新四军搞建设；萧劲光长期负责海军初创；他们的战绩若单拎出来，未必比许世友更耀眼。可张云逸是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精神旗子，萧劲光是海军的“老大哥”，缺了都不行。大将要“横向代表”，上将则更侧重纵深专业，授衔委员会的逻辑就是这么一环扣一环。

再说回许世友，虽然只挂上将，也并非被边缘。1967年南京军区进入调整阶段，有人提名他掌军区大印，中央同意，原因很简单：硬，服众。可如果那时他头顶已是大将帽徽，调动恐怕反而不那么方便——大将通常要兼顾更高层面的军委事务。这样看来，上将或许是更灵活的安排。
有人常拿“论战功谁更该当大将”来做桌边谈资，其实脱离制度背景去比拼炮火声，终究隔靴搔痒。1955年的授衔，从表面看是一枚枚肩章的排队，实际上是把一部二十多年没停火的军史折叠进了十个大将、五十五个上将的名单里。王树声代表的是红四方面军早期的系统指挥经验与中原突围的政治意义；许世友代表的是猛将血性和华东野战军的尖刀。两种价值都被肯定，只是以不同颜色的星徽呈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