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5年，造反的起义军都快把传国玉玺当球踢了，可隋炀帝杨广却视若不见，躲到太原晋阳宫，搂着美人，喝着闷酒，逃避现实。

两年前，杨广正兴致勃勃地发动第二次征讨高句丽的战争。眼看着辽东城即将被攻破，可他万没想到，就在这节骨眼上，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造反了！

杨广当场就懵了：杨玄感？那个平日里见朕比见了亲爹还恭敬的杨玄感？

更让杨广后背发凉的是，跟着杨玄感一起造反的是一大票关陇贵族家的少爷公子。李密、柴孝和，个个都是朝堂上数得着的人物。

杨广不敢恋战，只好咬牙下令：撤！所有军资器械，全都不要了！连夜回师！

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和左候卫将军屈突通，被紧急召回。

当时的长安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宁食三斗葱，不逢屈突通。”

大家宁愿活活被葱辣死，也不愿碰上屈突通这位爷。为啥？
因为这人铁面无私，辣的不是嘴，是心呐！

有这两员猛将出马，再加上来护儿等多路大军围剿，杨玄感这场轰轰烈烈的叛乱，只撑了两个月就凉了。

按说叛乱平定了，隋炀帝该松口气了吧？并没有。他不仅没松气，反而越想越气，越想越怕。他气的不是杨玄感，而是杨玄感一嗓子喊下去，竟然有那么多勋贵子弟跟着跑。这说明朝廷里，有一大帮吃着朕的、喝着朕的王八蛋，背地里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

杨广咬牙切齿地下旨：“查！给死里查！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

大理卿郑善果、御史大夫裴蕴、刑部侍郎骨仪、东都留守樊子盖，四个人领了圣旨，像四头饿狼冲进羊群一样，杀疯了——上至朝廷大员，下至平头百姓，只要跟杨玄感沾过一点边儿的，格杀勿论。

这次大清洗总共杀了三万多人，流放了六千多人。最惨的是那些当初被杨玄感开仓放粮接济过的穷苦百姓，本来不过是想混口饭吃，结果也被揪了出来，拉到洛阳城南，活活埋了。

一时间，中原大地血流成河，哭声震天。

杨广没明白一个道理：杨玄感造反，本质上是关陇贵族集团被他打压得太狠了，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更何况是一帮手握兵权的军阀！这事儿根本不是杀几个人就能解决的。该拉拢的拉拢，该分化的分化，这才是帝王之术。

他倒好，一刀切，把整个统治集团内部搞得人人自危。

更要命的是，急功近利的杨广干了太多大事：修长城、挖运河、建东都、下江南、三征高句丽……哪一件不是成千上万地死人？

光是服劳役和兵役的老百姓，就超过了一千万。整个隋朝十分之一的人都给他当牛做马了。

老百姓的日子过不下去了，就只能造反了。

早在杨玄感起兵前四年，长白山就已经有人扯旗了。只不过规模小，杨广根本没放在眼里。

可杨玄感这一闹，等于给全天下的穷苦人放了一个信号：瞧见没？当官的自己都打起来了！咱们还等什么？

于是，全国各地的起义军像雨后狗尿苔一样，蹭蹭往外冒。
刘元进、向海明、刘苗王、王须拔……一个比一个狠，个个都敢称帝称王。

到后来，已经到了“举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的地步。

可隋炀帝对这些乌合之众充满不屑：这帮泥腿子能成什么气候？派几个地方官就能剿灭了。

他真正在意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关陇贵族集团会不会再闹事，二是有生之年，要把高句丽打下来。

高句丽已经成了杨广心里的一根刺。不拔出来，他连觉都睡不好。他认为，只要能拿下高句丽，天底下就太平了，所有矛盾都会烟消云散。

于是，615年，杨广第三次下诏征讨高句丽。

朝堂上，百官们面面相觑，心里都在骂娘：您看看外面都乱成什么样了？还打？

可没人敢说一个“不”字。前面那些敢提意见的老臣，高颎、贺若弼、薛道衡，全被杨广以“诽谤朝政”的罪名砍了，谁嫌命长，谁就去提意见。

杨广环顾四周，见没人吭声，满意地点了点头：“好！既然众爱卿都没有异议，那就这么定了！三征高句丽！”

大臣们低着头，齐刷刷地拱手，说着违心的话：“陛下圣明。”
圣明？圣明个屁。

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大隋的丧钟，已经敲响了。

果不其然，第三次征讨高句丽时，半路上有大批士兵逃跑，各地留守的军队也纷纷倒戈。杨广的屁股还没坐热前线的帐篷，后院就起火了。他带着残兵败将灰溜溜地跑回来，从此再也没了出征的勇气。

杨广三征高句丽并非完全没有战略意义，因为高句丽当时确实对隋朝边境构成了威胁，但杨广犯了兵家大忌：既要面子，又要里子。他居然命令大军在进攻时，必须事先奏报，不能随机应变。结果导致百万大军被高句丽在辽东拖垮，最后惨败而归。他不仅把父亲杨坚留下的富庶家底败得精光，还让帝国的军事威信荡然无存。

他急功近利，修东都、凿运河、建长城、征高句丽……任何一个大工程，都足以让一个明君名垂青史。但杨广完全不体恤民力，非要同时干这几件大事，导致“天下死于役”的惨状。
隋炀帝渴望建立超过秦始皇、汉武帝的功业，可惜他不懂克制和务实。结果成了一个“功在千秋，罪在当代”的悲剧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