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杨振宁曾顶着全网骂声，公开反对中国耗资约300亿（中方出资部分）建造大型粒子对撞机，这件事直接惹怒了中科院院士王贻芳。王贻芳当时态度非常坚决、公开强硬表态：这个项目必须建，不建的话，中国高能物理领域会被国际甩开，落后整整一代人的发展窗口期！

在21世纪初，全球科技飞速迭代，各国都在拼命抢占基础物理的制高点，谁能率先站稳脚跟，谁就大概率能拿捏未来几十年前沿科技的发展主动权。

这件事的起因，要追溯到2012年。那一年，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传来重磅消息，成功发现了希格斯玻色子，也就是科学界苦苦探寻了近半个世纪的“上帝粒子”。

这个成果一出，全世界的高能物理研究瞬间迎来热潮。

中科院院士王贻芳看准了这个契机，牵头提议在中国搭建一台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专门用来批量产出希格斯粒子，深入研究宇宙起源、暗物质等一系列世界级物理难题。

这个项目整体造价约360亿，其中中方需要承担的费用大概300亿。华裔顶尖数学家丘成桐也公开力挺这个项目，直言这是中国基础科研跻身世界顶尖行列的绝佳机会。

那时候，支持这个项目的声音非常多，外界都觉得这个超级工程落地只是时间问题。可就在2016年9月4日，杨振宁在《知识分子》平台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的文章，直接扭转了整个舆论和项目的走向。

杨振宁的反对并不是凭空臆断，他拿出了真实的国际失败案例做支撑。

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启动超导超级对撞机项目，最初预算30亿美元，结果施工过程中成本失控、持续超支，最终总投入飙升到80亿美元，最后在1993年被美国国会叫停，建好的基建全部闲置废弃，彻底烂尾。

杨振宁认为，国内300亿的出资预算只是账面初始价格，后续的设备运维、技术迭代、日常运营才是无底洞式的开销，根本没法精准预估上限。

更现实的是，当时国内整体基础科研经费并不充裕，如果把巨额资源全部集中砸在这一个项目上，材料科学、生物医学、航空航天等其他重点科研领域的经费必然被压缩，全国整体科研布局会严重失衡，这笔投资性价比极低，得不偿失。

第二天，王贻芳就正式发文逐条反驳，还在公开场合坚定表态，坚持推进项目建设。他的底气也十分充足：中国有成熟完善的重大工程管控体系，完全可以规避国外项目超支、烂尾的问题，不能照搬国外的失败案例，否定中国的工程执行和管控能力。

他还指出，这种国家级超级工程，不能只看基础物理研究这单一收益，更能带动国内高端精密制造、高端电子技术的跨越式升级，同时吸引全球顶尖物理人才来华深耕落地，附带的产业、人才、技术红利价值极高，长远来看，综合收益远超过300亿的投入。

其实两人的观点都有实打实的依据，只是两人看待问题的维度完全不同。

杨振宁侧重当下的资金风险、经费利用率，追求全国科研资源的均衡发展；王贻芳则着眼长远，看重十几年、二十年后中国在基础物理领域的国际战略地位。

这场争论根本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是两种不同的科研投入思路、发展理念的正面碰撞。

杨振宁发文之后，网上骂声一片。很多网友不理解，身为诺贝尔奖得主的华裔顶尖物理学家，居然公开反对国内重大科研项目，心里难以接受，甚至不少人指责他没有家国情怀。但在整场舆论风波中，杨振宁自始至终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也没有出面回应所有情绪化的质疑和谩骂。

他从来不是反对高能物理研究，只是认为以2016年国内的科研资源体量和发展现状，当时并不是上马这个超大项目的合适时机。

最终，国家综合考量全国财政状况、整体科研发展现状、各领域长远布局，决定暂时搁置这个对撞机项目，选择更稳妥、循序渐进的发展路线，只保留技术预研，没有彻底叫停项目。

回头再看这场争议，杨振宁的发声，客观上帮国家规避了一次高风险的巨额科研投入，留出了充足的调整和试错空间；而王贻芳的坚持发声，也让大众充分认识到基础物理研究的重要性，推动全社会正视科研资源分配、科研项目优先级的核心问题。

一直以来，科研资源都是有限的，该重点扶持哪个领域、哪个阶段适合集中资源押注超级工程，从来没有固定的标准答案。

杨振宁和王贻芳的这场经典争论，放到现在依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因为科研资源分配、取舍的难题，始终是科研发展路上需要不断权衡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