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深入越南境内200公里，文进勇临时带兵作战，豪言必须打过中国才算胜利！
1978年12月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灯火通明。宴会厅里，黎笋端着酒杯向坐在一旁的苏方元帅低声说道：“要想坐稳印支头把交椅，还得仰仗你们的火箭和油料。”对方笑而不语，却在桌下递来一份刚刚打印的军事合作协议。几周后，满载坦克、榴弹炮和防空导弹的列车驶进海防港，越南的棋局自此被推到更高一层。
越南统一才两年，战火的硝烟却并未散尽。北方，千余公里的山岳边境与中国犬牙交错，历史旧账尚未厘清；西南，红色高棉的极端政策又让万千越侨流离失所。黎笋看似意气风发，手上的牌却并不多。北京在战争末期的巨额援助让越南赢得了最后胜利，可越共新班子却认定中国已不再是唯一靠山，转而向苏联示好，希望借“老大哥”的核保护伞冲出半岛。于是，“先肃清邻国，再逼华北方”成为闭门会议里反复抛出的豪言。

1977年初春，文进勇奉命率约20万越军穿过边境密林，14天内冲进金边。炮火尚未停息，他就当着记者的面放出一句狠话：“前面的障碍不多，看我把战线一直压到北方大山那边。”身旁参谋闻言皱眉，却不敢相劝。事实上，这位从抗法战争熬出来的“青年少将”习惯用快速穿插取胜，对防御战并无太深研究。老将武元甲后来回忆那一刻，只淡淡评价：“勇气有余，算计不足。”

西南得手后，河内气氛陡然膨胀。越南国内掀起排华浪潮，侨民商铺被涂上红漆标记，许多人被迫踏上归国船只。边境线上，小规模火力试探开始频密，中国边防部队统计，一年内遭袭事件超过千起。邓小平在北京两次会见越南特使，提醒对方“好自为之”。回到河内的特使原话转述时，黎笋只点了一支烟，“中国不会真的动手，他们顾虑大。”会议室里，一阵附和的笑声。
1979年2月17日凌晨，炮声打断了这种算计。桂北、滇南数十个突击方向同时开花，解放军整整50万兵力滚入群山。文进勇事前布下三道防线：最外是民兵，随后是公安部队，核心则是第3、第338师撑起的主力。他自信地说：“中国军队拉长补给线，我们只要拖住他们三周，就赢。”武元甲坐在简陋地图前摇头，“对方不是法军，也不是美军，他们走的是人海加炮火的快节奏。”一句话压低了气氛。

事实很快证明了谁更接近真相。柑塘阵地坚持不足48小时，主力便被穿插分割；谅山以西的高地三天内易手五次，到第四天干脆无人可守。前线电话线频繁断续，文进勇不断更换指挥所，却始终等不到预想中的反攻机会。3月初，解放军装甲尖刀已经逼近河内方向公路。有人问武元甲还能否组织反击，他只是摊手：“阵地没了，士气没了，怎么打？”
越南高层紧急向莫斯科呼救，但苏联远在阿富汗泥潭自顾不暇，只能口头表态。3月16日清晨，中方宣告达到预期目的，部队开始有序回撤。越军追击尝试被远程炮火压制，未能讨回丝毫颜面。不到一个月，越南北部大片领土被夷为焦土，交通线桥梁尽毁，库存炮弹已消耗近七成。此前那些“打到中国去”的口号，在战后总结会上被默默认作从未出现。

战火熄灭时，边境山林依旧硝烟缭绕，却已能听见秧田里的青蛙声。黎笋不得不把注意力拉回国内复苏，苏联的军援账单像座山压在财政部案头；文进勇的军衔还在，可昔日不可一世的风头被沉默取代；武元甲被安排去军事学院讲课，他淡淡告诉年轻军官：“赢下一场仗难，保持清醒更难。”至此，中越边境进入漫长而紧张的对峙期，印支半岛的棋局也在悄悄重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