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作曲家赵季平的夫人去世后，朋友第二年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人长的和他的夫人一模一样，大家都以为是他夫人的妹妹。


2002年冬天，北京城的供暖刚热起来那阵，赵季平在工作室里待了一整天。


桌上摆着半碗冷掉的炸酱面，筷子横在碗沿，旁边压着一张孙玲的照片，边角已经泛了黄。


照片里她穿件米灰色毛衣，站在西安城墙根底下，手里捏着半块馍，笑得眼睛弯成一条缝。


她已经走了三个月，赵季平还是不太习惯回家，夜里写谱子，写到凌晨三四点，就在沙发上凑合一宿。


老友提着一兜橘子来敲门，推门就看见他对着那张照片，手指在膝盖上敲着一段无名的拍子，也不知道敲给谁听。


“老赵，你这样下去不成。”老友把橘子搁在桌上，橘子在塑料袋里滚了两圈。


赵季平没抬头，“嗯”了一声，算是回应。


转过年来，天气刚暖和一点，另一位常来往的朋友来家里坐，喝了半晌的闷茶，忽然开口：“给你介绍个人吧。”


赵季平以为是哪个出版社的编辑，没往心里去，手里还拿着铅笔在谱纸上涂涂画画。


朋友用茶杯盖轻轻磕了磕杯子，发出清脆的响动：“是个懂音乐的，人也在北京，见一面，不碍事。”


见面的地方约在西安驻京办附近的一家小馆子里。赵季平去得早，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有几棵刚发芽的柳树。


他点了一壶龙井，茶叶在水里慢慢沉下去的时候，门口的风铃响了。


张宁佳就是那时候进来的。她穿一件深蓝色的薄外套，头发挽得松松垮垮，手里拎着个布包。


赵季平抬头看了一眼，手里的茶杯停在半空，茶水晃出来一点，烫了手也没觉得。


后来据当时在场的朋友回忆，赵老师那天下午的脸色变得很慢，先是白了一下，然后一点点涨红，最后只是愣愣地看着来人，嘴唇动了两下，终究没出声。



其实不是真的一模一样，主要是眉眼之间的轮廓，还有走路时微微低着头的那种神态，和孙玲太像了。


她眉梢有颗小痣，笑起来右边脸上有个浅浅的酒窝，这些细处又和孙玲不同，孙玲的酒窝在左边。



赵季平盯着那颗痣看了几秒，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失态，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


门口迎客的老板娘更是多看了两眼，回头跟厨子嘀咕：“这怕不是赵老师家里那位的亲妹妹？”


张宁佳落了座，也没拘束，自己倒了杯茶，开门见山：“赵老师，我听过您写的曲子，但我不太喜欢那种太悲的。日子过得不容易，听点高兴的不好吗？”


赵季平捏着茶杯，过了好一会儿才接话：“你说得对。”


这是孙玲走后，第一次有人这么直接地跟他提要求。以前的来访者大多小心翼翼，生怕触了他的霉头，说话绕着圈子，眼神里全是同情。


张宁佳不一样，她喝茶喝得很大声，夹菜的时候也干脆，吃到一半还会直接点评哪道菜盐放多了。


赵季平坐在对面看着，恍惚间觉得时光倒流了十年，可仔细一瞧，眼前这人眉宇间又分明是另一股劲儿，更硬，也更亮。


后来张宁佳常来。她不会做饭，来了就点外卖，或者拉着赵季平去胡同里吃卤煮。赵季平工作室里常年不散的烟味，她也不说，只是走到哪就把窗户开到哪。


有几次赵季平写到一半，抬头看见她坐在沙发上翻一本音乐杂志，阳光从窗户斜进来，落在她肩膀上的样子，和记忆里某个画面几乎完全重合。


他盯着看的时间长了，张宁佳就察觉到，从杂志上沿露出眼睛：“看什么呢？我脸上有谱子啊？”


赵季平就摇摇头，低头继续写。纸上的音符一个一个往外蹦，节奏比从前轻快了些。


周围的朋友起初也犯嘀咕，说老赵这是不是在找人替代孙玲。可日子久了，大家看出门道来了。


赵季平开始愿意出门散步了，早上会去胡同口买豆浆，口袋里装着两块糖，说是给张宁佳带的。


他的谱子里头，慢慢多了一些亮堂的颜色，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能听见鸟叫了”。这要是放在前两年，简直不敢想。


那年秋天，张宁佳陪赵季平回了一趟西安。在孙玲的墓前，赵季平站了挺长时间，秋风把地上的落叶吹得打转。


张宁佳没有过去，她站在几步远的地方，手里攥着一把从路上买的野菊花。


回去的火车上，赵季平看着窗外掠过的麦田，忽然说了一句：“两个人，是两本不同的书。”


张宁佳正在剥一个橘子，头也没抬：“那您可好好翻，别给我折角。”赵季平听了，嘴角动了动，那是很长时间以来，他第一次露出类似笑的表情。


几年后，有人问起这段往事。赵季平就坐在家里阳台上，手里拿着一把剪指甲刀，慢条斯理地修着指甲。


他说起初的惊讶确实有过，可后来就明白了，世上的事不是非黑即白的替代，有时候只是巧合里藏着一点善意。


说这话时，隔壁房间传来张宁佳哼歌的声音，调子跑到了九霄云外，赵季平手里的动作顿了顿，没说什么，只是侧耳听了一会儿，然后又低下头继续剪他的指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