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份，天气渐热，但间隔着的几场雨，让人的身体还感到适宜。读了德国学者、作家亨利希•海涅（Heinrich Heine）的《论浪漫派》，写于他1833年流亡巴黎期间，最初是为向法国读者介绍德国文学而作，旨在通过对德国浪漫派的分析批判，矫正法国一些人对德国的偏见和曲解。海涅对浪漫派的批判直指本质：它不是别的，就是中世纪文艺的复活。他尖锐地指出，以施莱格尔兄弟为代表的德国浪漫派，试图将文学拉回中世纪的基督教神秘主义，这背离了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精神，与法国革命带来的新气象格格不入。然而，海涅的批判并非全盘否定。他以辩证的眼光审视歌德与浪漫派的关系，既批评歌德远离现实政治的艺术至上倾向，又高度肯定其作品的独特价值。本书的价值在于“双重奠基”：既为法国读者打开了理解德国文学的窗口，也为德国文学指明了方向——必须与社会现实相结合，担负起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书中有一句话说得好： “肉体有时候似乎比精神看问题更深刻，人们有脊梁和肚皮思考往往比用脑袋思考更加正确。”与海涅从文学及哲学的角度分析浪漫派不同，美国文化史学者彼得•盖伊（Peter Gay）的《浪漫派为什么重要》，更多地是从历史主义的视角来看待浪漫派。这本书是作者思想史的代表作之一，它回顾了英国、法国、德国浪漫派对浪漫主义运动的贡献，并从艺术社会学、史学等角度剖析了这场影响至深的运动留给当代人的遗产。书中，盖伊在重新阐释了浪漫主义定义的基础上，还探讨了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深层联系，以及它们如何塑造了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体验方式，展现出盖伊强大的综合视野。书中有一句话，对于历史研究尤有方法上的意义：要防止“因过于偏重历史与传记意义上的评判而不能识别出那个时代的革新者”，这一点在阅读史书时尤须注意。在这本著作中，盖伊专门列了一章“贝多芬时代”，认为“贝多芬是所有作曲家中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一位”。于是，翻检出两位德国学者编撰的《贝多芬自述》读了。书中指出，“对于贝多芬而言，音乐不仅是美的体现，不仅是一种艺术，更近乎一种宗教信仰”；并特别提到，“不论他的演奏方式还是他的作曲，都是超前领先于时代的，当时那些孱弱病残的钢琴曲是消受不起他那宏大的风格的”。这的确是“浪漫派”最鲜明的体现。贝多芬在谈到作品的后世评论时，也具有“浪漫派”超时代的口吻：“再过一个世纪，那些我们今日所盛赞的作品又将得到如何的评判？由此看来，对一切事物的评价几乎都是具有时代性的，而在那些悲悯之情和时代的准绳当中，只有真正优良的品质才会像顽石一样，弥久不衰，任何放肆之徒都不敢贸然诋毁。”读了祁新龙《大宋名相：宋朝前六十年的历史大变局》，这是一本关于宋代名相王旦的传记，从王旦出生的五代末年说起，描述了王旦成长、求学、参加科考、入仕为官、官至宰相等六十年的经历。这六十年，正好是宋代从建国到宋仁宗前期的六十年，国家制度正处于逐步形成当中；而王旦位居宰执的十八年（其中有六年是他一人主政中书），是宋朝制度成熟、定型的十八年。他参与了国家各类政策的制定和推广，并使其成为“祖宗之法”。不过，书名中的“宋朝前六十年的历史大变局”，书中并没有充分地反映出来，这或许与作者的功力有关，是一本传记，不是一部严格的历史著作。读了英国历史学家古奇（G.P.Gooch）《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下册），这是一部融会了作者对近代西方史学心得体会并具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著作，全书涉及500多位历史学家及其主要著作和10多个国家、地区，头绪纷繁，范围广泛，从总体上梳理了十九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大要和史学思潮与流派的演变；在叙述上，作者多根据本人的见解来剪裁取舍，夹叙夹议，直抒胸臆，虽为一家之言，但在褒贬人物和评论事理方面，能做到不从概念出发而以事实为依据。总之，这本书是了解西方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史学研究者的一部必读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