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汇 洞见丨为什么是古国？一提起国家的起源，一般都要关心有没有发现城墙、有没有使用金属铜、有没有发明文字，即以西方古文明所谓的“三要素”来衡量是否进入国家和文明社会。其实，从世界历史看，这三种要素并不是必备的。中国史前考古发现更表明，有的史前文化的城墙是用来防洪水的，所以在南方某些地区，如江汉平原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城墙出现都较早，金属铜在中国的出现也可追溯到5000年前，一般以甘肃省临洮县林家遗址发现的属于马家窑文化的一把青铜刀为证，其实红山文化也已有冶铜线索，一是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四号冢顶墓葬随葬的一件红铜质项环，二是敖汉旗台西遗址房址内出土的多件铸小件铜饰件的陶范，后者年代为红山文化中期前后，距今已近6000年。但长时间以来，冶铜术在中国虽也出现较早，但并未用于生产活动，商代已有众多青铜器，但所见铜质生产工具仍然甚少，且为手工工具，农耕生产仍主要使用石器。已掌握的复杂冶铜技术是用于铸造祭祀和随葬的青铜容器和武器的。看来还是要从中国国家形成的具体道路及特点来看待中国文明起源，尤其是要根据中国考古的实际情况，对已取得的具体材料做具体分析。

红山文化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玉雕龙为主的玉器群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和5000年古国的代表，就越发显现出当时社会结构独具自身特色的一些变革内容。

第一，积石冢以所具有的“群体间极强的独立性”为主的社会分层。

积石冢分布在各山岗上，一岗一冢、双冢或多冢，每冢多墓，大都同时形成。如果以每个山岗的积石冢或冢群代表一个 基本单元，各个冢是次单元，冢内各行是更小的单元，岗间远近表示亲疏关系有别的冢组，那么，红山文化的社会组织已表现出严密的依次分层的金字塔式结构，其中除多冢共处一地、多墓共处一冢尚具有以血缘纽带维系的氏族公共墓地的基本特征外，其单元分化明确的基本形态表现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形态。这说明红山文化内部社会结构的变革已深入该文化群体的每一个基本单元。

第二，以中心大墓为特征的积石冢体现“一人独尊”为主的等级分化。

积石冢墓葬可分为中心大墓、台阶式墓、甲类石棺墓、乙类石棺墓和附属墓共五个等级。中心大墓是冢中最高等级的墓葬，它有大型土圹，墓壁起台阶，在墓口上砌石椁式方台。随葬玉器数量相对较多，个体大，玉质纯正，多随葬红山文化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马蹄状玉箍、勾云形玉佩和动物形玉器（如龟、鸟），且常成对成组出现。中心大墓在每个岗冢中只在一个冢中出现，这个冢位于岗顶正中，是该冢群的主冢，主冢内中心大墓与冢内其他墓葬的主附关系、主冢与同一岗冢的其他冢之间的主次关系一目了然。这一座座积石冢耸立于山岗之巅，又层层叠起，凸显了中心大墓墓主人“一人独尊”的身份和地位。

设中心墓的制度除在牛河梁遗址普遍出现以外，阜新县胡头沟、林西县白音长汉等地积石冢也都设有中心墓，表明以“一人独尊”为主的等级制已经制度化。

第三，女神庙围绕主神的群神崇拜体现以“一人独尊”为主的等级制被以宗教形式固定下来。

牛河梁女神庙经试掘已掌握六七个大小不同的个体的人像残件，这只是庙中神像的一部分。它们的位置和排列也有秩序可循。相当于真人大小2倍的一尊单独置于庙的西侧室，相当于真人大小的各尊位于主室四周和其他各室，唯有相当于真人大小3倍的大鼻、大耳位于主室的中央部位。这表明在多层次的众神中，有一尊个体最大、位于庙中心的主神，女神庙体现了围绕主神的多神崇拜。这与积石冢所反映的以“一人独尊”为主的等级制相对应，由此看来，人世间已经制度化的以一人至高无上观念为主的等级制，也从宗教上被固定下来了。

第四，通神及其独占权，这在积石冢随葬的玉器中有集中体现。

如前所述，红山文化墓葬中以玉器为几乎唯一的随葬品，但数量均甚少，积石冢的随葬品规模则很庞大。这反映出随葬玉器不同于一般史前文化墓葬随葬品的功能，如代表财富的多少，而是自有其实用功能，那就是以玉器作为通神工具。玉器所在的积石冢与祭坛的结合、“坛庙冢”三合一的组合所表现出的浓厚的宗教祭祀气氛也很能说明玉器的这一功能。

与此同时，玉器有向中心大墓集中的趋势。N25Z1M1的一对玉龟出土时分别握于墓主人的左右手中，更是把古人视为神灵的龟这种动物形象作为具有通神的权力的生动体现。这些中心大墓以中小型墓陪衬，封土积石，形成方形或圆形的巨大冢丘，高耸于山岗之巅，又层层垒起，这些现象所集中显示的中心大墓墓主人“一人独尊”的身份和地位，首先是通神的独占者，是宗教主，同时也已具备了王者身份。古史传说中颛顼命重黎“绝地天通”的故事，其时代与事迹同红山文化及同时期其他有关史前文化都有相吻合之处，而以红山文化的表现最具典型性。

第五，牛河梁遗址作为该文化中心，说明当时聚落分化已发展到形成最高层次中心聚落的水平。

牛河梁遗址所在的辽西努鲁儿虎山谷，正处于红山文化分布区四通八达的中央部位，且偏向于靠近华北平原的西南，这一带既属于大凌河流域，又距老哈河的河源不远，向北沿老哈河河道可通往内蒙古赤峰地区并继续向北方的蒙古草原深入，向南顺大凌河的南源可直抵渤海海滨，向东沿大凌河的主干通向朝阳和阜新地区，更可达辽河西岸，向东北沿努鲁儿虎山谷可通达内蒙古敖汉旗及周围的教来河和孟克河流域。以上都是红山文化遗址分布较密集的地区，由牛河梁所通达的这些地区有利于充分发挥和延伸最高层次中心聚落的汇聚力和控制力。在红山文化分布区积石冢墓制和玉礼器的高度统一性就充分说明了这种控制力。而中心聚落对周围地区的控制程度是衡量其是否具备国家权力的一个标准。同时，在牛河梁庙区内外上百平方公里范围内不见任何居住遗址，表明牛河梁祭祀遗址群的级别已远远超出了家庭祭祀和氏族祭祀，是远离生活住地而专门营建的独立庙宇、祭坛和陵墓区，这已绝非氏族、部落所能拥有，而只能为红山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所共有，是把红山人凝聚在一起的崇拜先祖的圣地。

牛河梁“坛庙冢”遗址群规模大、组合完整、布局有序，在红山文化分布区内是唯一的，已具该文化最高层次中心聚落规格。而最高层次中心聚落的出现是古国出现的一个重要标志。至于该遗址还不同程度地保留着一些原始氏族公社的成分，如一岗多冢，冢内有成行排列的墓葬，女神庙保留着原始居住址所普遍采用的半地穴式和多室又连为一体的结构布局，遗址群布局顺山势，定方向，按高低上下进行规划布置不够规范的情况，也正反映了古国时代所具有的过渡性特点。

以上关于红山文化社会结构及其变革的这些新探索，也必然会引起对中华文明起源具体道路的再思考。因为这是以中国史前考古发现的实际情况为认识基础的，从而也更符合中国在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过程中的自身发展道路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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