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汇 文萃丨盛大的圣诞杀戮

最近，连续两个夜晚，我两次观看了罗马尼亚前总统和他的妻子被判处死刑并被处决的过程。我看的是两部不同的纪录片，但由于它们都使用了同一段1989年的原始录像来展示这一仪式性的事件，因而两部影片给人的感觉相差不多。

这两部影片让我反思了过去十年来一直没有找到答案的基本道德和美学问题。我冷静地观察了自己享受这种诛弑暴君场面的过程。虽然我理应为欣赏这种画面而感到羞耻，但实际上完全没有。我心中没有任何怜悯，一点儿也不同情这对夫妇。

我信仰公正合法的程序。虽然有这种信念，我的良知那时却明显沉默不语。我不赞同死刑。尽管如此，我所目睹的程序的残酷性并未引起我的不适。我隐约意识到，在这场极端不合法的浅薄闹剧中，一定有我应该反对的东西—尽管我没有提出反对；而且我内心应该有另一个守法、人道的声音抗议我在道德上的冷漠，反对我在审美上的天真—尽管我没有找到这样的声音。如此便催生出一种奇怪的真空。

卑劣的欢愉与高尚的欢愉之间仅一线之隔。也许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专门的神经来区分处理这两种不同的享受。肉体的欢愉和痛苦也会重叠—不仅是人类，在动物身上也是如此。任何一种欢愉都会加快甚至扰乱呼吸，造成血液循环短暂停滞。充血带来的窒息感会让人失去意识。哺乳动物的生理系统是封闭的。政治狂热或宗教狂喜时的生理曲线，与性爱中高涨的曲线并无不同。当一个人处于这种状态时，道德判断就会暂停，自我反省也会长久地滞止。但视觉和其他感官没有因为抑制作用而失效。一种肌肉紧张感逐渐形成，不仅影响四肢，还蔓延至腹股沟、腹部、肠道以及控制肛门的放射状环形括约肌。无论是我本人手刃暴君，还是我看着他人实施杀戮，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对抗性的、痉挛性的肌肉收缩和肌肉紧张传遍全身。这就是为什么大规模的政治或宗教狂热如此令人着迷。这也是为什么集体性的歇斯底里如此令人恐惧。归根结底，我要做的只是决定哪些是我想公开的、哪些是我想隐瞒的。狗在受到惊吓时会勃起，高兴时会一边小便一边呜咽，愤怒时会竖起背毛。犯罪学对这些现象很熟悉。盗窃犯、小偷和杀人犯会在犯罪前的感官兴奋中强迫性地排泄，还可能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射精。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克制与“卑劣的欢愉”相关的影响和情绪，这是有必要的。如果一个人不能很好地守住恨与爱、卑鄙与高尚感受之间微妙而敏感的界限，如果一个人封闭的生理系统不能留给更崇高的快乐，那么怀疑、受辱、无法抑制的复仇欲望、妄羡、嫉妒、自私、虚荣、贪婪这些情绪所造成的混乱将迅速吞噬一个人。有时候，一个群体里只要有一人有歇斯底里的倾向，就可能把其他人统统拖下水。这种混乱在很久以前就吞噬了南斯拉夫。而仍然保护着乌克兰、俄罗斯、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的那层薄膜，已然变得非常脆弱了。

爱做梦的头脑也许会孕育噩梦，但不受心智控制的仇恨幻想将催生出吸血的恶魔。除了我设法保持的最后一丝警觉与理性，面对我自己造成的危险，再没有任何东西能保护我了。

令人生畏的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前来逮捕他们的人逼到了墙和两张钢脚桌之间，仿佛两人能以某种方式冲出这间他们受审并获判死刑的沉寂斗室。要么是房间里很冷，要么是身穿制服的即决法庭成员不允许暴君和他的妻子脱掉外套。他们很着急。他们想尽可能快地结束这一切。他们没有合法的授权，即便有，他们想的也是把这两个暴君宰了，就像在一个冬日的黎明宰杀他们心爱的、已经喂肥的猪一样—他们曾愉快地抚摸过的猪。当然，他们的仓促也有政治上的考虑。只要这两个暴君还活着，任何让他们重新掌权的尝试都可能被认为是合法的。而一旦两人重新掌权，他们这些审判者就会不得善终。谁先杀死谁？这就是问题所在。

埃列娜·齐奥塞斯库身穿一件皮毛衬里的浅色斗篷。她把衣服紧紧裹在身上，希望能保护自己。她在颤抖，与其说是因为寒冷，不如说是因为恐惧。然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都依然能自持，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点。她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她也这么说了。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就没有这样的自制力，尽管他最终意识到了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我敢肯定，令他看不清现状的不仅是他的愚蠢迟钝。这个男人当时已经七十一岁了，四十四年来，他一直是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这时间太长了，以至于一个人的大脑很难保持哪怕只是一点点的理性。当卡达尔·亚诺什在1988 年被免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的职务，后于1989 年被完全解除政治职务时，并没有人想要杀死他；尽管如此，在关键时刻，他还是设法挽救了自己的头脑，把自己投入了阿尔茨海默症的黑暗深渊。齐奥塞斯库只是不停地看向妻子，转动着他那对阴险的小眼珠子，紧张地咧嘴笑着。你可以看出，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占得上风。

他穿着一件很厚的深灰色大衣。穿这种丑陋笨重的大衣很可能是《华沙条约》的某个秘密条款规定的。卡达尔·亚诺什的那件是最大的，卡达尔太太的那件也很大。在保加利亚，托多尔·日夫科夫的那件则太小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也曾穿过一件剪裁糟糕的。而且穿这种大衣必须配一顶暗色的大帽子。1989 年圣诞节，这位罗马尼亚国家元首戴了一顶阿斯特拉罕帽。为了效仿他更自持的妻子，他把手臂伸过桌子，紧紧抓着这顶阿斯特拉罕帽并使劲地揉捏它。他看了看手表，想知道营救者是否已经在路上了。他看手表的样子好像在说，好吧，我不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但无论如何，真正的党会要开始了。

摄影师的镜头一会儿对准齐奥塞斯库夫妇，一会儿对准即决法庭的成员。在整个房间里，他找不到可以把所有参与者框入镜头的拍摄角度。而且他似乎也无法拍摄特写镜头。他摇摇晃晃，猛地推拉，摄影机在他手里抖个不停，不断变换着拍摄方向，犹豫不决。这不仅因为他不是专业摄影师，还因为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恐惧和复仇的渴望。他无法调和个人感情和手头的工作。

完全的、彻底的业余使这部纪录片臻于完美。无论你如何剪辑这部影片都不会改变什么，不会打破它完美的和谐。它的主题、光影效果、参与者、声音或拍摄手法，每一样都是粗俗的、丑陋的、业余的。在这部影片中，窗户被遮住了，门也看不见。这个专制政权没有任何出路。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也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些镜头是在何处拍摄的。摄影师也无法走出那个画面，除非他头脑中有谋杀以外的事情。自由不是别人给的礼物。摄影师被卷入惊恐万状的即决法庭所爆发出的情绪中，我们跟随着他不可预测的、不连贯的镜头漫游。可以想象，只要我们和法庭成员一起见证真相浮出水面，就可能获得一种卡塔西斯式的领悟。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人思想狭隘，被卑劣的复仇欲望驱使着，判处了这两个暴君死刑。

不可能有别的结局，因为那些法官与暴君十分相似。他们同样愚蠢、丑陋、无知、粗俗、平庸。就正义而言，最重要的或许是他们的行为和言语中完全没有任何能赋予人尊严的东西。真正的正义是不会剥夺人的尊严的。

齐奥塞斯库夫妇逃离布加勒斯特仅三天后就被处决，此事距今已有十年。当我的视线随着摄影机不体面地在这些失去了一切尊严且一无所知的人中间来回移动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的愤慨、满足、享受是来自我对复仇而非正义的渴望。还有比这更令人尴尬的，暴君们临死时失去了尊严，但至少能控制自己的恐惧，而审判这对夫妇的法庭成员不仅害怕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杀死这两个暴君—如此他们自己可能会被其他复仇者屠杀—更害怕不得不杀死这两个巨人后即将到来的局面。他们无法摆脱自己的矮小形象。如果不加任何滤镜地看，在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我们从未以这种方式看待过自己。

就在行刑前，在暴君们的双手被粗糙的晾衣绳反绑起来时，我们听到埃列娜·齐奥塞斯库说出了整场闹剧中唯一一句有人性的话。虽然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但她和她的丈夫仍然要对他们所受到的待遇表示抗议。即使在此刻，他们所害怕的也不是失去身为人的尊严，而是失去名誉和声望。然而，士兵们已被深深的恐惧攫住，他们能否妥善执行这个可憎的任务似乎令人怀疑。“你们在害怕什么？”混乱中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为了使这幅专制统治的自画像更加完整，在最后一幕中，本应保持沉默的角色也发出了声音，就是那位摄影师，他在镜头后面与一位医生交谈，此时他们已经来到了行刑队刚刚执行枪决的庭院。医生的手颤抖得太厉害了，根本无法将听诊器对准颈静脉。要是他能检查一下她眼睑下的瞳孔就好了。但他的手指、他的整个身体都在颤抖，他做不到。

“把他的头抬起来。让我们看看他是不是死了。”

医生犹豫了一会儿。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该满足摄影师的要求。如果他违背医生的职责，按照摄影师的要求去做，他将破坏自身及其职业与希波克拉底之间相连数千年的最后纽带。如果他听命行事，那便是在执行所有专制统治中最可怕的判决：一切都不再神圣。而他确实服从了命令。他抬起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毫无生气的头颅向我们展示。他拉开齐奥塞斯库的下眼睑，让我们可以凝视这个死去的专制者的眼睛。

通过这种毁灭性的感官体验，我们把专制统治的逻辑带入了下一个千年。

原标题为Nagy karácsonyi gyilkosság，收录于《笔记和其他杂文》（Talált cetli és más elegyes írások），耶伦科尔出版社（Jelenkor Kiadó），199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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